墙上的日历眼看着就剩下三页，也就是说2010年马上要过去了。如果是在其他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现在最忙活的事一定非年终总结莫属，而在被称为大学的这个地方至少一般教师没有硬性的总结任务——因为这些机会一定是留给那些自认为比总理还忙的官员。不过，我倒是觉得时间其实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比如都是活过了一天少了两个半晌，见一面原则上就会少一面。因此，记录自己过去的历程应该不是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专利。

2010年我的主要活动依然是编辑。除了按照刊期编辑《档案学通讯》之外，就是恶习难改地涉足了“攒书”或者编纂活动。先是年初某些领导的一次玩笑，把我搅进了拯救档案文献编纂学的“重点项目”之中。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启动、计划和部分的实施工作，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按照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于明年4月交稿、7月出书。尽管类似这样的活动在十余年前几乎是我每天工作的常态，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具有那么一种使命感。

接下来就是按照“编辑”的惯性，继续做了《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和《胡言》两本书。从时间上看，这两本书基本上都在我预计的时段如期出版，但是各自出版的经历却非常不同。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是《胡言》遭遇到的出版审查，这至少让我知道了中国无法成为世界出版和传媒强国的原因。如果用后来我发给有关人员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很广西，很出版局”。至于《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不过是我博士论文的“完整版”和“升级版”，它出版的意义仅仅在于为大家提供一个看待中国档案学的视角。

另外一个与“编辑”有关的事情，当然应该算因《档案学通讯》网络版而诱发的“写作”习惯。粗粗地算了一下，我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大约写了百余篇博客、约十万余字。其中除个别的文字被改造为文章发表在传统媒体上之外，绝大多数仍然趴在《档案学通讯》网络版以及新浪网、凤凰网自己的个人空间里面。尽管读者寥寥，但作为一种能够证明自我存在的方式，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价值。

2010年我更加常态的工作当然是教书——这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十余年间的本能活动。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工分定额之外，就是在江湖上混迹，打发生命的时间。聊以自慰的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已经在全国二十多所高校档案专业中进行过“游说”，有些学校可能还不止去过一次，为中国档案学的“星火”暂时不被熄灭进行着不自量力的努力。不知那些主管档案专业教育的官员和准官员对此做何感想？哦，我差点忘了，在现在“那些主管档案专业教育的官员和准官员”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档案局教育处的“官员”了——我现在的行为与做编辑一样，完全是一种习惯。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乎是在2010的年终岁末，我又被出版主管机关培训了一次：获得了应有的资质，了解了报刊在未来两年中的命运……

201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在又一次失去了365个日日夜夜的同时，也失去一些与自己亲近的朋友和生灵。在这些“失去”的价值中至少有一项可以被还没有“失去”的人们笑纳，那就是大家应该明白怎样去面对还没有失去的时间。

祝大家明年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