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2月17日完成了在CBD的培训之后，连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班讲了三天科，又参加了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举办的、有关档案工作职业能力培养的“档案学专业第4届产学研研讨会”，并应邀做了主题发言，因此只能拖到今日才对自己的CBD培训进行小结。

此次新闻出版总署举办“全国地市报社长总编辑学术类社科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除了履行对报刊社长总编的定期轮训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传达国家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和部署。根据有关负责人员介绍，中央自“十六大”起就确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的文化走不出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按照行政体系和行业分配资源；2、业务分离（不是全媒体：报、刊、书分离，国外不是这样）；3、方式落后，固守在纸质和传统的编辑方式；4、普遍规模比较小；5、多数的经营不善。因此，影响力、传播力竞争力比较弱。

在我国出版业过去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事业单位应该是公共财政、阳光可以照到的非赢利机构，而企业则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出版单位成为成为主管单位的行政附庸，纳入行政管理，成为宣传工具，形成单一的媒体经营和贸易堡垒、市场封锁，最终劣胜优汰。因此，是体制和结构性弊端弱化了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力。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 发展规划（未来五到十年，传统媒体仍然是主力军）：首先要提高新闻出版特别是报刊的影响力、传播和引导能力，树立主流媒体；中央媒体打造国际影响力，鼓励报业做区域性发展，支持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媒体的整合，打造国际期刊——学术期刊的工程。其次要转变报刊的发展方式（新媒体），优化结构，优胜劣汰；采取国家扶持、退出和整合等方式，通过兼并和重组打造报刊出版集团实现传统的媒体升级改造。

目前我国已经有约有一千多家报刊转注为了企业，《读者》《知音》《家庭》已经成为出版集团，其他一些单位正在准备和筹备，新闻出版出版总署负责中央单位改革的方案已经报上级批准，将来还会有一个对地方的指导意见。其原则是“分类改革”[参见《被培训》（续）http://www.daxtx.cn/?uid-5-action-viewspace-itemid-7985]，时政类原则上可以实行事业体制，而面向大众的都是经营性媒体，要在完成注销事业编制、工商登记、社会保险、全员劳动合同等工作的基础上实现报刊体制改革。此外，新闻出版总署还准备争取增设学术期刊的出版基金（原来有国家图书出版基金），对转企之后的学术期刊进行扶持。

当然，我的培训成果除了这些精神上的之外，还有一个物质上的“证明”（见附件）。我上一次被学校派出去培训是8年前的事情，如果8年是一个“被培训”的周期的话，我可能不会再一次“被培训”了——因为再过8年，我大概可以光荣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