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已经在“CBD”学习一周了，也就是说再有二三天，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顺利结业、拿到主管机关颁发的主编证书了。其实，在当今这个证书满天飞的年代，抽屉里多上一二个证书，与个人的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重要的，是自己能否经过几天的学习、获得一些有用的东西。

作为一个教师或者说教育工作者，能否使自己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中获得有用的东西，必须取决于两个条件——好的问题和好的答案。

学习者是否具有“问题意识”，说白了就是他是不是带着问题来的。如果没有了这个首要的针对性，像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样去碰运气，往往会“运气”不佳。那么，具体到我自己，这次究竟是带着什么问题来CBD的呢？简单地说，我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有关部委推行CSSCI的合法性？”即教育部及其下属机关有没有权力确定所谓的“核心期刊”。其二是“我们的刊物路在何方？”即在文化及出版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学术期刊将来是一个“什么下场”。

虽然培训还没有结束，还有几个重要的讲座和交流活动没有进行，但是，我已经初步“获得”了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新闻出版总署，也就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职能机关，并不认同那个所谓的“核心期刊”。新闻出版总署认为“核心期刊”只是从国外引进并在我国图书馆界实施的一种图书资料采购的方式，不能构成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在今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期刊进行的各种“检查、评估、考核”中，“核心期刊”的权重将不会太高，甚至会低于期刊的校对质量。新闻出版总署至今仍然认为，所谓“核心期刊”不过是一些“社会人员”搞的一个东西，应该与教育部无关。这后一条认识，显然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正在顺利推进”。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计划，2010年底完成所有出版社的转企、改制，2012年（与那个有名的电影无关）完成所有报刊的转企、改制。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三分一转”，即管办、政企分离，公益与企业分离，内部（报刊的出版与下属的经营活动）要分离，凡是能够推向市场的推向市场。具体的“分类改革”拟将报刊分为两大类和五种情况：第一类是时政类，指党报党刊（包括人大、政协……），保留公益事业单位的身份；第二类是非时政类：即“非此即彼”——不是第一的都是第二类，实行“三分一转”；其中除了上面的两类之外，还特别列出了三种情况（2+3=5）：1、参照时政类的；2、学术类（转企，但由基金支持）；3、没有独立法人的单位，因功能而定。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说法，报刊的改革要分轻重缓急、先分类后改革，时间要求是在两年内完成（2012年底），政策参照出版社的改革。并且强调，在包括报刊改革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始终做到“前进方向不迷失，领导权力不丢失，价值观念不丧失，文化阵地不消失，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利益不损失”。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大家骑着毛驴看帐本——走着瞧吧。

当然，在后面的二三天里，还会有一些重要的讲座和交流活动，我可能还会明白一些原来不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