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至30日，我到江苏南京参加第22次全国档案期刊研讨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国出现档案期刊会议这种形式应该在1985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的第一次，也可以说，从1985年到2010年这种会议有了25年的光景，是一个生存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事物。

我是1986年在湖南长沙第2次档案期刊会议加入这个“阵营”的。当时我刚刚结束了中央讲师团的生活、从国家档案局教育处调到档案出版社，由于我们出版社的老总参加了第一次档案期刊会议的“创办”，所以此后的会议我们出版社一般都会被邀请参加。虽然我没有“有幸”参加每一次的档案期刊会议，但却可以说是一个参加时间最早、身份变化最多的代表。

所谓“参加时间最早”，是指现在出席第22次全国档案期刊研讨会的代表中已经没有了“参加第一次档案期刊会议”的元老级人物。这些前辈或者已经退休、或者已经“作古”，因此，曾经参加过第2次档案期刊会议的人应该算得上“凤毛麟角”。所谓“身份变化最多”，是指我出现在档案期刊会议上的身份从档案出版社的编辑到《办公室业务》杂志的主编，再从《办公室业务》杂志的主编到《档案学通讯》的总编辑，而其他代表的角色最多也就是从编辑变为××长，或者退休了事。想想也是，谁又能够像我这样25年还混在这个行当里面没有什么长进呢？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这次档案期刊会议的重要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档案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或者可以说也就是这个题目才吸引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央的认真部署之下已经全面展开。其中出版社的改革按照计划要在今年、也就是2010年底完成，从2011年开始就要进行报刊的“文化体制改革”。从出版社改革的结果和报刊改革的试点情况看，这次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转企”，即图书、报纸、杂志等出版机构不再是隶属于某行政主管机关的事业单位，而是进入某一个出版集团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现“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还可以使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优胜劣汰”，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档案出版机构而言是不是“好事”——就在出版社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我所工作过的那家出版社就以“退出”方式被“改革”掉了。这不仅成为全国出版和档案人员的“谈资”，也必然使得今后某些领导忽悠档案事业“世界第一”的时候有所顾虑。然后呢？今后呢？如果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拥有“第一多”的档案期刊群体，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再有什么不测，我们的领导同志在“总结‘十一五’、展望‘十二五’”的时候又将如何发挥呢？会不会有被愚弄、成为“二百五”的感觉呢？

当然，上面这些问题我没有、也不可能在第22次全国档案期刊研讨会上得到答案。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当我们这些“代表”走出会场的时候，我们则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走上“文化体制改革”之路——再说什么“路在何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路就在我们脚下。只是我们尚不知道我们脚下的路将把我们带向何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