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庆儒先生相识十多年了。尽管“十多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能并不能算做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赋予这些时间“相对论”的意义，那么“十多年”应该也不能算做太短。不然的话，所谓“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和“一见如故”就无法理解了。其实我与张先生见面的机会也就在三五次之间，与那些终日混在一起的人们相比，可以说少得可怜。然而，就是这样“三五次”的交往，使我与张先生产生了 “一见如故”的感觉。

大约是在1995年，我以《办公室业务》主编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的一次年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学会的活动居然由几位老先生在组织和维护。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些老先生是那样认真和“痴情”于公文写作的研究，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公文之中”的晚辈看到他们辛劳的身影都有些感到惭愧。在与这些老先生的交谈和接触中，使我逐渐理解了老一辈人对工作或者说“事业”的真诚。在这些“老一辈”中就有张庆儒先生。

1996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名职业教师，自然也成为了身为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的张庆儒先生的“同行”。更为凑巧的是，学校竟然给我这个从机关来的老师安排了一门《公文写作与处理》的课程。由于张先生是国内公认的研究公文写作的专家和《公文处理学》的作者，所以凡是我在课程中不懂和不清楚的地方都会与他联系。如果他恰巧在北京或者我在大连，还会借机找个由头在一起坐坐，直接向张先生请教一些问题。这不光是因为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厚，更在于我和张先生“一见如故”。

就这样一来二往、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真可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张庆儒先生也到了古稀之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衷心祝福张先生更加健康长寿：这是因为“张先生更加健康长寿”无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有着重要价值。其中，“于公”的公，当然是我国的公文研究；“于私”的私，自然是我们这些晚辈的“私利”——请教问题方便。

最后，像那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俗语我就不再多说了，还是祝我与张庆儒先生的友谊万古长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