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的老人就曾经告诫我们这些晚辈，做任何事情都要善始善终。虽然现在自己也逐渐到了“发苍苍、眼茫茫”的年纪，但早年间的记忆或者说教育还是铭刻在心的。天长日久，这些“铭刻在心”的东西就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凡是没有善始善终的事情，都会非常“闹心”。

这几天让我非常“闹心”的事情，就是出差杭州、坐在T31次上带着的那本林贤治先生的《纸上的声音》应该读完而没有读完。尽管自己可以找出类似“坐在鸭群旁边”，或者光线太差等原因，可是归根结底还应该说自己定力不足。不然的话，那些励志故事中的主人翁怎么会统统选择闹中取静呢？痛定思痛，还是尽快把应该做完的事情尽快做完，善始善终。因此，一回到家里，就赶紧拿起书本、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到底还要说林贤治先生是研究鲁迅和近代文学的大家，许多自己过去不知道或者被忽略的事情都被他翻了出来——在一篇题目为《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的文章中，林师写到：“……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制’之下，他（指鲁迅——编者注）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有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问题的还要进一步送审。1933年由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段更为隐密。至1934年4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所以，鲁迅先生只能在这种背景下“带着枷锁的跳舞”，而就是这种“带着枷锁的跳舞”，却给后人留下了难于超越的高度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回到民国，我们的社会正在向着更有利于人性的方面发展。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再也不会像鲁迅那样“带着枷锁的跳舞”了。但是，大家还是要警惕那些有着“民国遗风”的“叭儿”对人类文明的袭击。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自己好象还真的与“他们”遭遇过一次——事实证明：往事，哪怕是民国的往事，都不会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