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我对“知识青年”的概念也非常不感兴趣——虽然那时我们确属青年，但有没有知识还真的不好说。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推荐：在很多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位大学老师的电话。老师非常急切地告诉我，他成为“人才”了！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办理了辞职手续，他的档案被放在“人才中心”了。按照老师的理解，档案放在“人才中心”的人当然属于人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所谓的“人才中心”中的人才具有的“含金量”。以此类推，就可以计算出被当作“知识青年”下去的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含量了。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作家阎连科，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插队的“知识青年”作了一些评述。在阎连科的记忆里，他们村的那些知青只做一些类似轰鸡、看场的活，轮流到村里的各家吃“派饭”。他妈妈每次都会给知青做一些农村孩子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东西，比如白面烙饼。为了不让阎连科们眼谗，在知青吃饭时总叫自己的孩子去外面去玩，而闻着白面烙饼香味的孩子们却等在门外的大树下，希望那些知青走后会留下一些“战利品”。不幸的是，除了一位女知青留下半块饼之外，阎连科们基本上没有得到其他斩获。更让阎连科无法容忍的是，有一个村里人据说是对女知青强奸未遂而被判处了死刑，而一个知青奸杀了一个农村姑娘却可以一逃了之。事后也仅仅是知青的家长到村里道歉，给了些钱就算完事了……当他们村里的知青回城以后，青年点里也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倒有一些大家平时熟悉的鸡毛在地上飘落着。

我完全相信这是包括阎连科们在内的一些“土著”对知识青年的真实描述，并且更加深了我对那些日后无病呻吟的所谓“伤痕文学”的鄙视。但是，就像一个刚刚当了和尚却听到有人骂秃驴的人一样，作为一个曾经的知识青年对这些评价有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哀。聊以自慰的是，发表上述言论的阎连科与我同龄，也就是说当他看到那些事实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推算，那些被村里人厌恶的知识青年应该属于“老三届”，即在“文革”初期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的人员。而且从他们用餐的方式看，这些家伙也一定不属于“厂社挂钩”的群体。好啦，阿Q他老人家在上，我终于证明了这些招人恨的家伙至少与我们这些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差异。

既然与那些“招人恨的家伙”存在不同，那么我们这些“后来者”在农村又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同属一个（父母）单位的十几孩子被分配到了杜家庄的三个生产小队中，基本上是与队里的其他农民一样，每天早晨站在街边等待队长派活，然后该下地的下地，该上场院上场院——简单地说，应该可以概括为“吃饭、做活，没干坏事”。如果把上边这些农村的“日常事务”都叫做“硬工”的话，我还做过一些被村里人叫做“软工”事情。比如，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写几条标语，为村里的“忆苦思甜”展览编写说明，在小学老师生病的时候帮助带带孩子等等。总之，在平淡的生活中度过着每一天，在平淡的每一天中等待着“重要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