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这些后生，要把过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每每想起这些“教导”，我都有点觉得责任重大，想必当年轻气盛的我们初听此言，一定是热血沸腾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颠倒了的历史”真的被“颠倒过来”了吗？近日读到两篇文章，似与这个命题有关：一则是在石兴泽先生著的《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记载，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研究所，院长朱家骅通过总干事傅斯年请李方桂担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不耐烦地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不恼，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二则是在张鸣的《王帽子与王》中讲到，1939年12月29日，是梅贻琦50岁生日。为了对这位辛苦的“老板”表示敬意，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给他开了一个生日会，梅贻琦拗不过，只好答应。在会上，人们纷纷赞扬这位劳苦功高的寿星，但他却说，我只是京剧（当时叫平戏）中的王帽子，看起来很尊荣，也很重要，其实无足轻重，有幸跟诸位名角儿在一起搭戏，大家演得好，我也与有荣焉。

张师接着讲到，现在的一些大学校长，即使自谦，也不会自称王帽子了。一来他们不知道王帽子是干吗的，二来他们变成了大学名副其实的王。如果本人脾气再大一点，名气再大的教授，也得蛰伏在校长的声威之下。校长即使原本就是官员，做了校长，也必须是学校级别最高的教授。当初学经济的，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原来学历史的，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当然，同时必须是著名教育家。有的校长，身兼四五个著名的“家”。

上述两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李方桂年方三十有八，傅斯年刚刚四十，最“年长”的梅贻琦是在过“50岁生日”，但是，他们都已经是“当时”国内公认的顶级学者了。如果这些故事是真的，那么不论是李方桂的“狂言”，还是傅斯年的气度，甚至梅贻琦的谦虚，与当今学界的“王者”相比，都只能是一个被“颠倒了的历史”。至于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什么时候再被“颠倒过来”，还真的不好说！

在大家生活的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中，除了被“颠倒过来”的人物自身的学养和素质以外，在很多情况下还有被“娇惯”的因素。如此看来，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就是被我们大家“颠倒过来”的。也许这些身兼“数家”的家伙，只有在回到自己家的时候，“颠倒了的历史”才能被“颠倒过来”。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这些身兼“数家”的人还知道或者回得了自己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