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是我过去一段时间中的关键词，它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今天等待明天，而是为了一个特定目标的超时限延续。比如，等待飞机起飞。

在我看来，人们选择乘坐飞机的主要理由一定是为了快捷，而不是为了等待。如果等待成为乘机者的常态，那么这种交通工具的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然而，就在近十天的时间里，我超过规定时限的等待至少在15小时以上，主要包括在首都机场等待去杭州的四个多小时和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待去深圳的十多个小时，其他中转期间个把小时的等待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时间宽裕，我特别注意了一下“等待”中两种主要构成者的状态。第一就是像我这样的乘客。一般地说，飞机延误最着急的应该是乘客，乘客们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用坐立不安来概括。其中一些人会反复询问机场工作人员拟乘坐航班的状况，个别情绪急噪者还会就有关问题“讨个说法”。另外一些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被延误”常客则一般不与那些机场人员交往，只是在候机厅座位上“保存体力”；如果实在觉得无聊，可以选择使用电子设备消遣，或者在机场里忙中偷闲地散散步，或者浏览一下“人间春色”。之所以选择这种态度，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与机场工作人员“讨个说法”基本上属于“陪聊”（据说已经被北京警方明令禁止）。

我为什么认为“与机场工作人员‘讨个说法’基本上属于‘陪聊’”呢？是因为这种交流和沟通除了可以排遣场工作人员的寂寞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所有希望“讨个说法”的人们，在任何机场、任何航班延误的理由——飞机机械故障、空中管制、气候原因……，如果你还想继续听下去的话，还会得到类似于“我们也在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请您耐心等待”、“我将在第一时间通知您”……等等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的话。我认为，这些在“‘等待’中两种主要构成者”的第二类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打发乘客的本领，有关方面一定不会让他们出现在候机厅的乘客面前。

曾经有公共知识分子断言，目前我国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诚信，这是维系国运的底线。我自然没有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思想觉悟，不会感悟到“维系国运”那样的宏大叙事，但是，我至少感觉到像上述机场误机那样的情况，机场工作人员应该把实话告诉乘客，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向乘客提出包括“是等待还是转签”在内的建议，而不是把乘客看作自己的“陪聊对象”。

我之所以使用了“如果”，是因为我仅仅是一种假设——如果机场工作人员真的把实话告诉了乘客，就会导致下岗和其他工作上的不便，那么，我的建议就算是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