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以为，一些诸如老观念、老想法的“陈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至少不应该与年轻人有什么瓜葛。但是，我的这种想法被最近的一次实践证明是不正确和错误的。

在前些天我与某学校研究生的座谈中，一些年轻学子所表达的想法使我对时间的概念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想法及其表达，正是我在几十年前从一些更老的人员那里“听到的”。比如，认为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不够“优化”，认为档案应该收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等等。这些想法能够存在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不能不说“它”有一定的“道理”：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档案馆中保存的都是国家珍宝，档案人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没着没落了。

然而，这种“陈词”至少存在一些“立论”的缺陷——

首先，社会职业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劳动分工使然。有工人农民就有士兵官员，有学生教师就有门卫保安，有国家政要就有凡夫俗子……每一类人或者一个职业背后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和资源，是一种经过千百次博弈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一旦“捞过界”成为一种常态，社会就发生“动荡”。

其次，档案馆的馆藏是否需要“优化”，必须经过对现有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即若干年来积存在档案馆中的“档案”究竟是一种什么资源？这种现实的资源究竟有什么用途？有没有数据可以支持这些档案在来源、构成、利用和保管成本之间的关系？在没有资源确认和数据分析的前提下，任何结论都不过是一种臆想。

最后，正确认识档案馆的功能比追求“时尚”更重要。从档案馆出现在世界上之后，这个机构似乎就不是一个“时尚”和“热点”机构——它更多的是以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前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博士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档案馆“非常热闹”则说明这个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而在我看来，“非常时期”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时期，就像所有的“时尚“和“热点”都不可能长久一样。

当然，包括现实和未来档案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提升自己职业社会地位的信心。而我所希望和表达的是，这些权利和信心的实现需要一种对过去清醒的认识和对未来建设性的思维，总依靠一些“旧词翻唱”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