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北京灯市西口奶子府北灌肠(场)一号，由于爸爸在外地当兵，姥姥、大姨和妈妈就是我的全部“记忆”。与年迈的姥姥和忙碌的妈妈相比，大姨应该是最亲近我的人。

我的大姨学名叫高慕萱，当时是公安部幼儿园的老师(那时都叫“阿姨”)。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曾经嫁到大户人家，但丈夫两年后病故，所以就跟着娘家人经天津来到了北京。据我妈妈讲，大姨的“文化”是在解放后东安市场楼上的一所补习学校中解决的，然后就“考取”了公安部幼儿园。

可能是从事幼教工作的缘故，大姨具备了一些孩子们的“天性”，比如喜欢跳舞、逛商场等。我姥姥曾经多次报怨，大姨每月发了工资，从单位出来经王府井回到家后就所剩无几了。要知道在1960年代，每月35元的工资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当然.在大姨的所有开销中，我是直接受益者：我那时候的书、玩具大多数是大姨给买的。对了，还有一副我直今保留的象棋也是大姨买的；不过我天生愚顿，除了会在棋盘走子之外，直今没有什么长进。在大姨留给我的记忆里，还包括她给我讲的“愚公移山”：好象是说一个蠢人要搬到山里去住，大家拦都拦不住……

后来，经人介绍我大姨与一位老实的裁缝，就是被现在人叫做服装设计兼制作师的人结婚了。我姨夫带了两个姐姐，我们的家庭在变大的同时也热闹了起来。不久，我和妈妈一起来到爸爸当兵的城市，上了一所部队的寄宿学校，大姨带着姥姥还从北京来看过我一次。再后来，我们国家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事情，大姨在被抄家后犯了心脏病，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据说她被安葬在我姨夫家的墓地里，但由于我姨夫后来又结婚了，便与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好在埋在地下的人联系不联系实际效果都差不太多，还是让包括我大姨在内的人安息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