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由于听老米“口述历史”和整理“录音”的缘故，使我联想到一个容易发生“歧义”的概念，就是“秘书的学问”。如果“世事洞名皆学问，人间练达即文章”的说法成立，那么，“秘书的学问”登堂入室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大惊小怪的。

在所谓的学术领域，自1980年代李欣等老先生不断发表“学术见解”、创办学术期刊和奔走呼吁“成立秘书专业”的时候算起，“秘书的学问”这门新兴学科已经“发生”二三十年了；如果追溯我国历朝历代的“官宦之学”，那“秘书的学问”应该称得上历史悠久、学渊深厚了。至于有多少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得益于“秘书的学问”，恐怕连统计局的官员都无法算得清楚——保守地说，有个成百上千亿可能不算过分吧！

在社会社生活中，将“秘书的学问”视为洪水猛兽的人有之，把“秘书的学问”看作“秘籍宝典”的人有之。但是，不论人们爱也好、恨也罢，在为人处世方面多少都受到一些“秘书的学问”的影响——因为这门学问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太深了，所以决不是“爱、恨”这样的非理性因素可以左右得了的。因此，大家往往会看到一些刚刚“痛斥”“秘书的学问”的人，闭上嘴之后活得怎么看怎么像秘书。

其实，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秘书不过是一个“管理职位”，通俗地说可以将秘书看做一个“行政助理”；他们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对处于领导职位的人提供服务或者帮助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领导”，就一定无所谓“秘书”。至于处于秘书职位的具体分子是否“尽忠报国”还是“以权谋私”，应该与这个职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看到那些“出身贫寒”的贪官和“品学兼优”的暴君了——我想没有谁会愚蠢到为了杜绝性犯罪而为每一个有可以出现此种可能的人做绝育手术的程度。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然而至少我认为，这些问题大多数是属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因此，“秘书的学问”应当是一门当之无愧的学问，秘书职位也应该是一个需要人们尊重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