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Z学·精品教材”项目团队面对的另外一个“具体情况”，就是在“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书”和出版单位签订的“合同”中，已经为新编“Z学”的规定了时间表。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只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的“倒记时”来安排编写时间。如果希望“Z学”自己的“编纂”时间准确、高效，就必须使“Z学”WBS的最后一层中的“分解”有形和可以度量。所谓“有形”，就是这些章节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种设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编写方案；所谓“可以度量”，是指这些章节无论字数还是“工作量”都可以用数字表示，并且可以计算出对“资源”的消耗。只有这样，“Z学”自己的“编纂”时间表才可能是合理和可以操作的，这个“时间表”所体现的逻辑才可能是完整和不易被颠覆的。

世界上有许多有趣的事情，仅就写作或者“编写”等事务而言，大概没有比“编写”一本告诉读者如何“编写”的书更“有趣”的了——这就好比“上帝”在制作自己，内容和形式将会完美统一得一塌糊涂——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即便作者没有造物主那般神通，也不可以误导众生。大家可以设想，如果一本教别人“如何编书”的书，自己都编得破绽百出，岂不是又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还好，这次我们新编的“Z学”是不是“精品”另当别论，但它是一本“教材”却是千真万确的。“教材”与“专著”不同，正像历史文献有著作、编述和抄纂的分野一样，“教材”作为一种“编述”仅仅需要将以往的“学术成果”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中加以介绍和说明，不强调在内容方面有更多的“创新”。如果用“片面的深刻”去形容“专著”的话，那么“教材”就是当之无愧的“全面的肤浅”。如此一来，风险自然会降低许多。

然而，低风险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远的道理就不用说了，就在“独秀山人”最近替我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某位即将成为“员外”的人物就对目前处于“国内一流”的某学校的新闻和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点评”，称其为“不过都是一些技术方法和手段，没有什么基础理论（含量）”。如果按照这位准员外的逻辑，我们所要完成的“Z学·精品教材”项目，岂不是存在巨大的名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