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以往的文章谈到的，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其根基在于它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Z学”的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用曹喜琛先生的话说，就是要解决“档案文献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与人们利用要求的专题性、科学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也就是说，“Z学”是要解决档案文献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传播问题。因此，它必然涉及社会对档案文献的需求状况、档案文献的内容和档案文献的传播方式等问题。在这些“影响因子”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Z学”自身的结构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个人以为，作为一个“重修”的学科体系，“Z学”除了要给予“编纂主体”和“编纂成果”必要的关注之外，还应该清理自己的学术历史、直面自己的学术现实——

悠久发达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为“Z学”的创立奠定了历史和实践的基础。现有文献表明，我国最早的较大规模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当始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其中《尚书》则是一部典型的档案文献汇编。其后，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代相因，从未间断。其规模之巨大、选题之广泛，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学者、文献编纂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进行文献整理、编纂实践和历史编纂学研究中探索、总结、归纳、概括的编纂史料的理论与方法，为“Z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思想素材。因此，“Z学”应当把编纂活动的历史作为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具有继承性。

作为“Z学”的核心内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应当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档案文献工作的总体研究，它包括档案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档案文献工作的组织和原则，以及档案文献工作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修“Z学”的权威性。

第二个层次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就是指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步骤、方式，以及这些步骤、方式的时间和顺序。目前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的这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型”，即从档案文献的选题开始，到档案文献的出版结束。其中的主要问题是要区分不同主体的工作程序，因此设计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主要应当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什么主体的编纂活动，要根据不同编纂主体的活动实际确定其工作程序的外延；二是这些程序的适应范围如何，要根据不同编纂“产品”确定其工作程序的内容；三是这些程序之中是否存在遗漏或者可以简化的部分，要根据不同编纂程序之间的内在关系确定程序的多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程序的设计的科学性。

第三个层次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方法。目前“Z学”对档案文献编纂方法的介绍和描述，主要是建立在对传统文献编纂活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更多地是对古文献的整理、编纂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型档案材料和载体的出现，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在档案文献的编纂工作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计算机技术在大型辞书的编纂中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熟的经验，非常值得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中加以探讨和推广。只有这样，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作为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的“Z学”，才能保持学科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

总之，“Z学”必须能够对传播的主体给予科学地定位，这样才能确定其工作活动的空间和适用范围；必须对档案文献传播的方式和成果给予正确地评价，这样才能确定其有效的渠道和社会效果；必须对其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地总结，这样才能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保持其时代的先进性；必须对档案文献工作的活动程序和方法进行科学地筛选和组合，这样才能保证其成果的质量及其传播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