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Z学”应当算作我们这个学科中有一定文化含量的门类。从学科渊源上可以追溯到历史文献学、苏联档案文献公布学等诸多“古今中外”学术领域，从参与者方面“发掘”还可以找到如孔夫子、章学诚等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如此背景所成就的学科品质一般不会太差。如果从课堂教授情况分析，由于当职教师多为史学功底丰厚人士，他们在授课过程中自然会“能其所能”地穿插一些历史典故，使学生从故事中得到学习的乐趣。因此，在我们这个学科经营“惨淡”的今天，“Z学”仍然在“核心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由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一些过去被称为传统或者经典的东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像“Z学”这样的“故旧”当然也不能幸免。在这些“冲击和影响”中最具有“攻击性”的莫过于“Z学”所“描述”的“工作流程”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别，其中有主体问题，也有客体问题。如果从“工作主体”上看，现在的“编纂工作”已经与孔子编六经的时候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集中反映在对于“编”字的解读方面——现实社会中的“编者”与编辑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分，这种划分的结果，就使所谓“编纂工作”必须具有同样明确的指向，即是“编者”编还是“编辑”编？由于两者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分工不同，就使得字面上相同的“编”在“工作流程”存在相当的差异性。如果现在“Z学”的研究者和讲述者还沿袭历史上的“编法”，就会对读者和其他受众产生误导，至少会被人家认为“理论脱离实际”。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Z学’的研究者和讲述者”注意的问题，就是现在“档案文献”和“编纂成果”的种类已经今非昔比，不可以仅仅用“过去的说法”以偏概全。因此，认识和了解现实社会上的“‘档案文献’和‘编纂成果’”就成为“Z学”无法回避的内容。如果“Z学”将自己定位于一门以描述工作方法为基本内容的学科，那么它就必须在“自己的相应部分”将工作程序和工作结果对应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对应起来。不然的话，“Z学”就会自我贬损学术含量和学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