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介入”一个教材编写项目，所以近日又重温了一些学科经典。对于一次阅读经历而言，它给予我的深切感受就是我们学科“思与为”的矛盾。作为一门应用管理学科，中国档案学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其二是“管理资源的整合模式”——这些都是我已经在数年前用“博士论文”的篇幅证明了的问题，现在再度提起连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围绕这些问题所发生的“边际效应”却依然困扰着业界的精英们。

我曾经将管理界定为“治学、谋事和立业”三种境界——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从我们学科的“理论”形态及其“贡献”来看，其着力点应该在“谋事”层面，所以才有“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和“管理资源的整合模式”之说。如果将“谋事”笼统地看作一种管理过程的话，那么它的基本宗旨应该是提高效率，而为了“提高效率”，在“谋事”程序的“设计”上就应该力求删繁就简，避免画蛇添足。这就是关于“为”的研究思路和活动模式。

然而，从我们学科研究主体的基本状况来看，其“擅长”的活动方式却是“治学”或者说是“思辨”。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研究主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谋事”经历，这就意味着他们是用“思辨”的方式去“研究”和“设计”管理程序的。不仅如此，由于研究主体学科背景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较擅长对问题的“追索”和“考据”，这就更容易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一只原本应该在田野中快速奔跑的动物变成试验室中解剖对象，进而使管理效率大打折扣。

如果按照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就会出现我们的学者越来越冥思苦想，而由学者们“冥思苦想”出来的“成果”越来越被束之高阁的局面，甚至会出现“学者一思考，人民就发笑”尴尬局面。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其实也不复杂，那就需要我们的学者首先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去真正地体验一下被自己“思辨”了八百六十回的“实践”，从实践中发现真正的问题，用自己的行动去尝试“改变”，在“改变”之后再坐下来思考。

一句话，就是必须根本改变以往“思与为”的顺序，从而改变“思与为”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就是“梦里纵有千条路，早起还得卖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