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多年前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填写的是新闻和档案两个专业。更有意思的是，在其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这两个专业一直与我形影相伴，以至于很难弄清楚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机缘的巧合。特别是在学界貌似要将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专业改造为“信息资源管理”的时候，我仿佛又一次感觉到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在引导自己走向那未知的远方。直到冷泉风的《基于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摆在面前，我才似乎看到了“彼岸”——原来两条平行的直线在无穷远点是可以相交于一个点且仅仅相交于一个点的。

即使离开数学和冥想的语境，冷泉风的《基于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也的确可以称的上在我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将“档案”与“新闻”拉得最近的一篇大文章。之所以说它是一篇大文章，是因为文章摆脱了以往学界习惯的“档案视角”，从“传媒主体”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包括档案资料在内的“信息资源”——大就大在没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将所谓“信息资源”放在了“传媒主体”即真正的“行为主体”运营活动之中，去考量和说明它的功能和用途。这种“大法”的理论意义在于，又一次比较具体地证明了“信息资源”只是相对于“行为主体”“管理诉求”的一种相对概念，离开了“行为主体”的“管理诉求”，其实无所谓“信息资源”。也就是说，学界所称的“信息资源”，不过是相对于“行为主体”“管理诉求”的一种假设。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门管理或者应用学科，仅仅满足于制造一些理论“假设”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换句话说，相对于制造“假设”而言管理或者应用学科的“谋事”功能应该成为为系其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支点。在《基于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中，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求证和建构的，正是一套力图实施于具体“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方法。比如，新闻资料工作的“业务中心”模式、新闻信息的“资源中心”模式等等。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现状及其所面临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从政府层面、媒体层面开发新闻信息资源及其推行市场化的设想，为语辞近乎枯竭的学界着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事求是地讲，《基于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还是一个探索性的题目，在所有对未知的探索中，都难免出现同样需要“探索”的状况和问题。比如，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如何将“单位所有新闻资料”变为“社会共享的信息资源”？作者所主张的新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与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图书馆及其相应的网络平台在“定位和社会功能”方面怎样划分？等等。我觉得一本好书或者一篇好文章的重要标志之一，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现成的答案，还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这就是我为冷泉风的《基于传媒主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作序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