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吊足了国人的胃口，也为一些学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仁智之辩、公婆之争，已经让观众的“审美”出现了“疲劳”。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恐怕真的要为“新医改方案”增加一些条款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与上述“主流”相关一个问题似乎更有讨论的必要——即中国没有“不高兴”了，又会怎样呢？没有了“不高兴”，就一定会“高兴”吗？

赫茨伯格认为，高兴的对立面并不是不高兴（传统观点），消除了生活中的不高兴因素并不一定能使结果令人高兴。也就是说，高兴的对立面是没有高兴（激励因素），而不是不高兴；同样，不高兴的对立面是没有不高兴（保健因素），而不是高兴。由此可见，导致高兴的因素与导致不高兴的因素是有区别的。在赫茨伯格看来，管理者消除了员工工作中的不高兴因素只能带来平和，而不一定对职工有激励作用；要想真正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就必须注重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才会增加职工的工作高兴感。 

比如，你为你的老板打工，老板是需要支付你工资的。如果你得到了工资，你并不会高兴（农民工兄弟除外）而是没有不高兴；如果老板没有让你当他的“助理”，在一般情况下你不会不高兴而是没有高兴。同理，如果老板没有给你工资，你一定会不高兴；如果老板破格将你提拔，你一定会高兴。其中，那些存在时不会让你高兴、低于一定水平时会引起你不高兴的因素，就是被赫茨伯格称为的“保健因素”；而另外的一些“当出现时会让你高兴，没有出现时没有引起你不高兴”的因素就是“激励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群体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是不同的。同样的“事物”可能成为一些群体的“激励因素”，但对于其他群体而言不过是“保健因素”。就拿讨论“中国高不高兴”来说，对于一些学者，这是无可争议的“保健因素”——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就很有可能成为“激励因素”——因为这是他们“难得”的“精神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