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做“农民”开始的。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政府号召大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1975年春节后不久，我就在城市的“热烈欢送”和农村的“热烈欢迎”中“就业”了。然而，在我国的职业分类体系中，只有“农业工人”（包括农场职工和早年间在“建设兵团”的所谓“知青”）却没有“农民”这个职业。所以，在1980年代的前期，我需要填写的所有“履历表”中，是不能将“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写为“1975年”的。我曾经多次问有关领导，如果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不算“革命工作”，难道还是“反革命暴动”不成？后来，据说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了“重要批示”，我等“知识青年”的从业时间被确定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时间。遗憾的是，我的这段“职业生涯”没有留下什么“工作凭证”（被“更正”了的“履历表”除外）。

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国家档案局工作。在其后的15年中，我做过“机关干部”、“代课教师”（中央讲师团）、“出版社编辑”和“杂志记者”。与第一个“职业”不同的是，这些“工作”虽然不一定都是“革命工作”，却是有个人“工作凭证”的。当然，这些“工作凭证”的有效性，也不用“劳动”总书记“批示”。

1986年底，我回到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名区别于“代课教师”的真正教师。虽然我在“业余”时间里依然“从事”编辑工作，但是，我的“职业”已经不是编辑了。因此，学校的任何考核都不会将我“从事的业余工作”记录在案的。这就使我又一次想起了钟叔河先生的那篇“职业和业余”——两种事由相互牵扯，“业余”的没有做好，“职业”的也没有长进，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依然同我校“著名教授”张鸣一样处于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