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华梦：港台导演的上海情结

    著名华人导演李安的《色·戒》近日被媒体炒作地沸沸扬扬。《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女学生王佳芝与汉奸头子易先生之间的一场不伦之恋。王佳芝原本担负着施展“美人计”，以便刺杀汉奸的重任，没想到却身陷情网，反为汉奸所害。这个故事让人或多或少地联想起张爱玲那段失落在上海的情感，难怪她对这个短篇情有独钟。多年后，手捧奥斯卡的大导李安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在他看来，小说“近乎完美”。尽管改编名著通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李安导演还是决定“姑且一试”。为了重现三四十年代旧上海，剧组斥资二千万重建了南京西路，呈现出原著中繁华的景象。经过三十多年时光的磨洗和沉淀，张爱玲笔下那些云淡风轻的文字，在李安导演的电影中，重又还原成一段翻云覆雨的惊艳情史。

    咖啡厅、舞场、电影院、有轨电车、黄包车和闪烁的霓虹……旧上海灯红酒绿的景象对于许多电影导演来说，似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那就是张爱玲。对此，连片约不断、炙手可热的李安导演也不能免疫。除了李安，关锦鹏、王家卫、许鞍华、侯孝贤等赫赫有名的导演也相继对十里洋场、塘西风月表现出了彻骨的迷恋。著名音乐家陈钢为此感慨：“老上海已经不复存在，她存在于王家卫、关锦鹏的电影里。”

王家卫：《花样年华》

    妖娆的旗袍、逼仄的弄堂、昏黄的街灯、飘袅的老歌、暧昧的情感……文艺片大导王家卫用电影重现了那个消逝的流年，分明是六十年代的香港，却流露出旧上海独有的神韵。这位被誉为“时间的诗人”的香港导演，总是能够在虚拟的电影王国里，让人们重拾那些失落已久的东西。

    王家卫出生于上海，五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对遥远故乡不甚明了而又排遣不去的幼年记忆，通过电影的迷宫寻找着一条隐秘的通道。王家卫作为导演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对故土（上海）文化满怀憧憬和热情的寻根者。张曼玉身上的旗袍，楼道里充耳可闻的吴侬软语，狭长的青石甬道，热闹喧哗的麻将牌局……这些沉睡在王家卫记忆里的情节碎片，在影像中一一浮现。

    电影音乐也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怀旧情绪。王家卫在电影中放入了三首Nat King Cole的歌曲，据他说，Nat King Cole是他妈妈当年最喜欢的艺人。那磁性而沧桑的男声，在弦乐的铺陈中，如张曼玉华丽的旗袍般摇曳多姿。以《Quizas Quizas Quizas》为其中的代表，在周慕云和苏丽珍的相遇时一再重复响起，寓意着徘徊在感情和伦理之间的两人，最终的命运只能归结为“也许”。此外还有周璇的歌曲《花样年华》，黑胶唱片的特殊音质，把她甜美的声线衬托得更加耐听。歌曲的旋律低回婉转，唱出了时光流逝的感伤，昔日夜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愈发让人感慨。

    凭借《花样年华》，王家卫跻身为世界一流导演的行列。他曾说过，这部电影表现的是自己的上海情结：“拍《花样年华》最大的一个乐趣是回到我熟悉的空间，小时候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时的那个空间。”旧上海这个繁华之地，对于王家卫来说，因为记忆深刻而朝思暮想；对于观众而言，则因艳丽典雅而异常眩目。

关锦鹏：《长恨歌》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从《画魂》、《阮玲玉》到《长恨歌》，关锦鹏被认为是又一个最能表现上海风情的导演。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沉迷于旧上海“奢靡”的感觉，在他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追寻昔日大都市生活的“质感”。

    生活于香港的关锦鹏，自小就感受到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之间切近的经济、文化脉络。小时候的他接触到很多来自上海的同学，同学的妈妈穿旗袍、蹬高跟鞋、化淡妆，上海女人给他的印象是“很优雅、很得体”。三四十年代一度繁荣的老上海电影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经说过：“今天的上海像香港，当年的香港很上海”，“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一代人都在用电影表达对这两个城市的感情。”

    在关锦鹏的电影里，《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影片忠实于原著中旧上海生活的细枝末节，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改编之作。而《阮玲玉》为导演赢来了更多的赞誉，它表现的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电影界。影片对比了十里洋场的梦幻世界和当时之香港，传达出一种浓重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也折射出关于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隐喻。

    而对于《长恨歌》这部影片，关锦鹏说：“表面上看，是讲述王琦瑶与四个男人动荡的一生；实际上，她的‘长恨’源自她与这座城市的感情。”《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子和她的城市兴衰沉浮的故事，“上海”和“女人”、“城”与“人”之间不可分割。一个曾经繁华的女子，在城市的盛极而衰中，心怀着旧梦，在平凡而艰难的庸常人世作无谓的抗衡，最后归于幻灭。《长恨歌》借一个女子的宿命，成就了上海风云的绝妙缩影。

许鞍华：《半生缘》

    女导演许鞍华也曾还原张爱玲笔下上海和香港的双城故事，《倾城之恋》、《半生缘》的影像之中，流露出对昔日旧上海的深深怀恋。《半生缘》改编自张爱玲的《十八春》，它就如一阙婉约之词，充满了精致、华美而又悲凉的味道。在许鞍华的影像之中，所有的日常风景，都带上了一份别致的诗意。影片中上海的弄堂和街道、街灯下的梧桐、缓缓行驶的电车，都很贴近张爱玲小说的感觉。许鞍华曾经说，她不喜欢一些凄凉消极的东西，却又抵制不了张爱玲的诱惑。

    《半生缘》开始于青年男女浪漫和友好的相识，这时命运之网开始向他们张开。世钧（黎明饰）经叔惠（黄磊饰）介绍认识了曼桢（吴倩莲饰），三个好朋友结伴到公园去玩，在那里还一同照了张友情相。许鞍华用舒缓的节奏、节制的色彩、清新质朴的镜头，讲述这三位青年人开始踏上他们的感情历程。

    影片开头有这样一组镜头，世钧和曼桢这对男女主人公，一天在工厂的阴暗过道中擦身而过，过道中只有一盏昏暗的灯，象征着他们共同遭际的一点光明和一丝慰藉。然后，两人各自走向过道的尽头，其中的隐喻很明显：在人生的旅程中，相爱的两人只有片刻的温存，很快将失之交臂。《半生缘》始于世均和曼桢相识，终于多年以后两人的重逢。但是重逢却无力扭转些什么，只留下一抹人生的无奈和苍凉。

    凄凉的月色、迷朦的细雨、无果的恋爱、冷色的人生，还有上海男女们随着这座城市颠沛流离的爱情，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在香港这座城市重新搬演。在许鞍华看来，不论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童话（《倾城之恋》），还是曼桢和世钧的悲剧（《半生缘》），男女间的世俗情爱，都摆脱不了张爱玲一早写下的注脚——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段情感不是千疮百孔。

侯孝贤：《海上花》

    著名导演侯孝贤的《海上花》，被誉为是台湾影坛所拍摄的最精致的电影，是“二十世纪末最华丽的一场演出”。

    1892年开始在上海发售的《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鸳鸯蝴蝶派作家韩子云用苏州方言写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当时曾经风行一时。一个世纪之后，钟爱此书的张爱玲把它翻译成了国语本，次年又译为英文，出版后为世人重新认识，成为张爱玲的遗著。侯孝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张爱玲的译本，十分喜欢，遂邀请朱天文改编成剧本，将原著一百多人的场面浓缩成为三个女子的遭遇。

    “海上花”这个名字得自于一个梦境，很明显它是一个隐喻：“海上”是“上海”二字的颠倒，而“花”则是妓女的代名词。电影的主人公是上海英租界的高级妓女，她们能说会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影片中，侯孝贤用一种“冷眼看生死”的冷静和淡定，描画了妓女和恩客之间真真假假的爱恨情仇。

    为了展现旧上海的繁华景象，《海上花》剧组深入江南巷陌，花了一千八百万台币搭建成三座豪华的实景古宅，重现石库门的宏伟英姿。每座房子配以不同的雕花门窗、屋檐装饰，由越南木工刻制后运回安装。片中数百件道具，大至鸦片床、饭桌、屏风、斗柜，小至烟枪、粉盒、茶杯、花瓶等全部都从上海、南京、苏州的古董店搜寻而来，或参照史料重新定做。如此种种，侯孝贤不厌其烦地还原出一袭华美的海上旧梦。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另一位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杨德昌。杨德昌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台北，他上海籍的父母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上海的记忆。在他早期的成名作《青梅竹马》中，杨德昌特意加入了《夜上海》等当年上海舞厅中流行的歌曲。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则索性加入了一个名叫“小上海”的集市，并且成为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上海方言也多次出现在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中。虽然杨德昌的电影以关注台北的现实生活为主，但在影片中却仍旧透露出割不断的上海情结。顺便提一下，他也曾经打算改编张爱玲的《色·戒》。

    港台电影导演钟情于昔日旧上海的缤纷记忆，因为香港、台湾与上海在文化上有着诸多一脉相承之处。内地导演也曾经对这个大城市展开叙述，如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而他们的电影尝试却在某种程度上却归于失败。或许，他们生命中最为深刻的，是关于中国的红色往事和乡土体验，旧时的大都市上海对于他们，毕竟隔了一层。他们作品中的“上海清结”，又是出于另一种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