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尔斯）

国别身份与话语重建：《肮脏美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沙 丹

片名：《肮脏美事》（Dirty Pretty Things，又译《美丽坏东西》）

片长：97分钟

年代：2003年

出品国：英国

编剧：史蒂芬·奈特（Steven Knight）

导演：史蒂芬·弗里尔斯（Stephen Frears）

摄影：克里斯·门格斯（Chris Menges）

主演：切瓦特·埃加福特（Chjwetel Ejiofor）　　　

奥黛丽·陶杜（Audrey Tautou）
塞尔吉·洛佩兹（Sergi Lopez）

故事梗概：

奥奎是一位非法的尼日利亚移民，他在国内原是外科医生，却由于被诬陷杀害自己的妻子而不得不潜逃到英国。在伦敦，他白天开出租车，晚上则在一家旅馆当看门人来维持生活。在旅馆工作中，他结识了土耳其裔的白人姑娘桑妮。由于身份不合法，桑妮原本在六个月中不得工作，但迫于生计，她只好偷偷的到旅馆当清洁工，并把自己屋子中的一个床位租给奥奎。

一天，奥奎在修理旅馆堵塞的厕所管道时，竟然无意间从马桶里掏出一颗鲜活的人的心脏。由此，他逐渐发现了隐藏在这家旅馆后的阴谋，原来经理斯尼基一直以英国签证为诱饵，从事倒卖人体器官的生意。当斯尼基了解到奥奎的真实身份时，他威胁奥奎加入他们的团伙中，替非法移民做器官切除手术，否则就将他交给移民局。奥奎不愿意参与到斯尼基的犯罪活动中，他愤而离开了旅馆。

而桑妮由于屡受移民局官员的检查，经人介绍只好到一家服装厂工作。在那里，她受尽了老板的侮辱，为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更好的生活下去，她回到酒店找到斯尼基，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脏卖给他，交换条件是一本意大利籍的护照。奥奎知道后万分焦急，为了桑妮的人身安全，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斯尼基亲自为桑妮做手术……

影片赏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电影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正如邓肯·皮特里所言，作为根植于特殊工业结构之中的实体，利用影院的视听手段来招徕本土观众如今已变得越发困难，“电影仍然在拍，但大多数优先考虑在电视中播出”；而大规模的美资注入和美国市场的潜在要求使得影片中的“英国”气质无从寻觅。[1]与此同时，批评界也越发感受到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和落寞，他们痛心疾首的声言：难道在某一天，英国电影研究会因为“无片可谈”而沦落为一门纯粹关乎“历史的”学科？[2]不过，乐观的说，类似上述的忧虑也并非为90年代以来的电影所独有，它普遍存在于整个英国电影批评话语的时空坐标之中。[3]而正是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之声，引发电影人对于国别身份的不断诉求，书写了一条英国电影危机与复苏交替更迭的历史轨迹。

重振英国电影昔日的辉煌，需要电影制作者拍摄出高规格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佳作，诸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1994）、《诺丁山》（1999）等等。这些作品远远超越了好莱坞意义中对商业片的评价标准，一定程度上还恢复了本土观众对英国电影产业的信心，并在海外市场获得赢利，促使政府出台更加行之有效的扶植计划。除了原有的国家彩票基金的辅助，英国工党还在1997年上台后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并于2000年4月成立了支援保护性机构英国电影委员会（UK Film Council）。这一切似乎令人振奋，但对于停滞不前的英国批评界而言，电影也绝非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特别在注重电影“外延”研究的今天，电影作为承担“社会记忆”的文化手段，更为我们提供了多重解读的角度。

如此，在随后将重点阐释的影片《肮脏美事》（Dirty Pretty Things，2003）中，我们可以发现导演史蒂芬·弗里尔斯所展现的富有文化症候性的社会景观。这其中又涉及到三个主要问题，或者说是“三种转向”。其一，80年代后期以来，英国电影批评界在现实主义向作者论的转向中，“类型”（genre）的地位如何界定，它能否成为主流电影彰显“作者性”的积极因素之一；其二，在国别电影“同质化”向“异质化”的转向中，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是否会对既定的民族身份构成威胁？譬如，作为“法国人”的奥黛丽·陶图能否被恰当的纳入到当代英国文化的身份序列中？其三，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女主角桑妮最终“弃英投美”，这种转向是否隐喻着一种当代英国电影与美国电影欲言又止的错综关系？下面将一一叙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