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07年1月22日发表了记者郑晋鸣和曲一琳的文章《教师要不要“末位淘汰”》。文章对南京市白下区采取对教师“末位淘汰”的做法提出了疑义，认为“末位淘汰”的“制度一经宣布,就引来老师和家长们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教师们都很紧张”，“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推行这项制度的三所学校都“人心惶惶”。笔者认为，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末位淘汰”是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一种管理模式，见仁见智，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管理者哲学素养的匮乏

管理者之所以要采取“末位淘汰”的管理模式，这与管理者缺乏基本的辩证思维不无关系。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事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差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既然如此，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显然也不可能千人一面，彼此完全雷同。换言之，无论一个群体是多么的先进或者优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仍然是绝对的。既然如此，如果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既有可能淘汰一个普通群体中的“末位”，也有可能淘汰一个优秀或先进群体中的“末位”。如是前者，尚可淘汰；如是后者，为何淘汰？按照“末位淘汰”的逻辑，采取归谬法，沿着“末位淘汰”的管理模式，在不增加人员的前提下，经过逐渐淘汰，最后只能剩下半个人，因为即使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既是第一名，同时也是最后一名，显然既应该列入被淘汰的行列，又属于应该保留的范围。对此，那些持“末位淘汰”的管理者从逻辑上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

就社会的群体结构而言，一般的群体结构大多呈现“线梭型”结构，即“两头尖，中间宽。”其中，完美无缺者和大奸大恶者都非常罕见，大部分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只不过优点和缺点的程度因人而异罢了。而作为教师队伍的群体结构与一般的社会群体结构具有显著的不同：一般的群体结构呈现“线梭型”；而教师队伍结构则呈现“金字塔型”。也就是说，教师队伍中除了一部分优秀或者比较优秀者以外，大多数处于“金字塔型”的中底部，即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平台上，教学水平大致相当。由此看来，管理者采取“末位淘汰”的弊端就显而易见了：“末位淘汰”虽然不能说是人人自危，但能够让大多数人产生危机感，“教师们都很紧张”，“人心惶惶”，因为大多数人是处于“金字塔型”的中底部。我们可以设想，无论管理者的初衷如何，管理者把淘汰的对象客观上自觉不自觉地盯在大多数教师身上，这是非常滑稽的，也是与辩证思维格格不入的。

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匮乏

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而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管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激发组织的发展力。采取“末位淘汰”，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末位淘汰”决不是什么“双刃剑”，而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单刃剑。

“末位淘汰”首先伤害了大部分教师的自尊心和人格。管理者对教师采取“末位淘汰”时，管理者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中已经没有把教师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有人格尊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仅仅把教师看作是被管理的对象，甚至是被淘汰的对象。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而广大教师则是培养人才的主体。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和广大教师凝聚成一种合力，为教书育人做出各自不同的贡献。试问，管理者自身是否也可以采取“末位淘汰”呢？沿着归谬法继续归谬，如果只对教师采取“末位淘汰”，而不对管理者“末位淘汰”，这就难逃“刑不上大夫”的嫌疑了。

其次，“末位淘汰”还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如果实行“末位淘汰”，教师为了使自己的教学符合学校的评价体系，就必然以评价体系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以教书育人为神圣的目的。教书育人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神圣劳动，需要广大教师呕心沥血，但因为有“末位淘汰”这个紧箍咒的束缚，教师又怎么能够去因材施教，去创造性的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假如心理总是揣着“末位淘汰”，又怎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才培养的伟大事业之中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教师亦然，教师是人，不是神。长期带着“末位淘汰”的紧箍咒，教师心理就不可能健康，就不可能热爱教育工作，就会失去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就会严重束缚工作的创造性。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教师，还有广大的学生！

其实，作为管理者，应该掌握领导的科学与艺术，如其人人自危，何如人人快乐？又何必让“教师们都很紧张” 而“人心惶惶”？如其废其所“短”，何如扬长补短？如其“末位淘汰”，何如“首位激励”，然后群起而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