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陪太太和女儿到东街口走走，顺便换一副剃须刀片。在寒夜的街头伫立了十多分钟，终于等到了迟来的公交车和暖暖的人气。可能因为天冷，又离首发站不远，公交车倒不拥挤，我们比较轻松地找到前排两个相连的座位坐下。舒适的座位，宽敞的路面，心静神闲地看着一晃而过的街灯和车流，周末夜晚的惬意也一点一点驱散寒意漾上心头。

一站，一站，又是一站。随着市中心的临近，上车的人也增多了起来。当戛然刹车的声响在又一个站台惊悚回荡的时侯，在拥挤的人流中，我瞥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踉跄地上车，努力地抓住扶手，出示月票。我正想起身让座，他却随着人流跌跌撞撞地往中门涌去。着急间，善解人意的太太果断地朝老人家招手，“您请坐这儿来”。老人家头发虽白,听力倒不差，朝我们笑着点点头，然后在我挤出的空当中顺利地坐到位置上。坐在座位上，老人家还在不迭地向我道谢。

让座只是一件极其普通的小事，在我生活的福州，公交车上的让座率还是蛮高的。有时带孩子或者陪老人乘车，偶尔总能遇到热心让座的福州市民。当然，面对老人和孩子，雷打不动地坚守在自己座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其实对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说，让个座绝对是举手之劳。看着年老体迈的老人在自己的面前费力地站着，还有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孕妇，那种近在咫尺、强扭过头、视而不见的煎熬不知要比干脆地起身让座，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要难受多少倍。

其实在公交车上的让座真的算是小Case，在长途火车上让座才真的需要一些勇气。记得大家每年寒假回家，为了省几块钱的路费，我们往往选择坐火车，按学生票打五折，从厦门回来的费用大约是12.5元。大一寒假，我和新认识的三位老乡刚好四人共围一桌，尽管车厢内人声鼎沸，空气混浊，但半点未影响我们打牌的兴趣。不觉间，火车已到沙县，清冷的车窗挤满了大批等车的民工，有的甚至用锄头在外面撬开车窗，搭着人梯直接从窗户钻爬进来。我们这节车厢全是学生，不少同学拼命往下按车窗，一里一外、一攻一守，倒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好不容易等到车子再次发动，原本似乎已经挤得满满的车窗又挤进了一批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一对60多岁的老年夫妇不知何时，已搀扶着挨到我们的桌旁。尽管牌兴正浓，但我分明感觉到一种芒刺在背的不自在。让座吧，估计得一站10个小时左右，况且打牌三缺一，老乡们也有意见；不让座吧，看着两位老人家这样干站着也不是办法。乘着老乡洗牌的片刻，我终于鼓起勇气搭讪道：“您们也到福州”？“是的，到福州”，老太太倒是精神矍铄，紧紧搀着老伴，但老先生却是一脸倦色。我再也坐不下去了，很快地起身让座：“坐我这吧”！同桌的三位有说有笑的老乡顿时愣住了，一老乡马上一脸的不高兴：“坐火车让什么座，打牌打牌”，还有一位默不作声，另外一位悄悄地拉我的裤管。老乡的不屑更激发了我的倔。老太太还在摆手推却呢，我已经把老先生扶到我的位置上坐好。一路上，老太太和老先生轮换地坐着，每次轮换的时侯，他们总要小心地问我：“你来坐上一会吧”！我笑笑说：“没事，经常站票的”。两位老乡泄气地趴在桌上打起盹来，凌晨时分的车厢开始安静，我的脚也开始渐渐麻木起来，倒是拉我裤管的老乡怕我太累，强拉着换我坐了个把钟头。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走出车厢的那刻，两位老人家再一次表达了谢意。看着他们相搀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丝快乐和满足。

出得车站，三位老乡登上了返乡的班车，我坐车到师大附近的亲戚家。在起点站坐上20路公交车，轻轻松松地找个位置坐下，终于让双腿自由而舒适地伸展放松了一把。但好景不长，到了鼓屏路时，车厢已经很挤，空位一个不留。这时，一个拄着拐杖的盲人上了车，他蹒跚而熟练地前行，但拥挤的人群还是撞得他东倒西歪，我无奈地看着四周，居然没有一个让座的人。看着那些和我一样年轻而有说有笑的脸，我几乎要出离愤怒了。居然没人让座？！我再次很不情愿地提着装满书的大旅行袋站起，指引着盲人坐在我的位置上，心里却在恨恨地骂着那样孰视无睹的人们。那一刻，简直感觉放松后再次紧张的双腿快要废了。

这次让座也许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了吧。不过，和弟弟的经历相比，我这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弟弟读的是吉林大学，离家千里之遥，有一年春节回家，身为老乡会长的他把位置让给一个只买到站票的大一老乡，结果这位小妹一坐没挪窝，可怜的弟弟到了上海才找到空位。回到福州，连一向开明的妈妈也责怪他的迂。但我向来知道他的倔，也就不象平日那样趁火打劫地帮腔，而是亲自下厨卤好鸡腿，双手奉上，说是吃腿补腿，其实算是小表敬意。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乘坐着公交车，只要看到老人、孩子或是需要让座的人，也还会一如既往地给他们让座。有时亲戚或者朋友们也会笑我的迂，但我总有两条自认为说得过去的理由。第一句话：与人快乐，与已快乐。第二句话：快乐是人生之本！

（铁杆米兰，十二月十一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