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小的书房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三把吉它。第一把是“天使”牌的，那是高中时父亲朋友送我的礼物，吉它上的钢弦已了无踪影，只留下寂寞空荡的琴身。第二把是LP在大学时所用的“梅花”牌吉它，LP现在偶尔还用它练练指法。第三把是广东产的“红棉” 牌吉它，白松面板沉静淡雅，尼龙弦丝散发着幽光，这也是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一把，每一次轻轻地拨弄着琴弦，在悠扬的乐曲中，我总忍不住想起琴的主人___阿勇……。
　　
　　阿勇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认识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阿勇出生在一个异常偏僻的高山农场，在县供销社工作的哥哥以微薄的工资供他上学。那时我父母忙，没时间管我。我于是常去阿勇家一起读书。说是读书，其实就是变相地玩。在低矮的阁楼里，我们聊天、看书，一边听着老录音机播放的歌曲，一边看着窗外发呆。从我家到他家，要经过一段长长窄窄的小巷，旁边耸立着一座座老式深宅大院的高墙。每次我回家，阿勇总自告奋勇地送我，他说在小时在山里走夜路惯了，比我看得清楚，不容易摔跌。尽管小巷悠长，尽管路灯昏暗，我们总要来来回回互送几趟，边走边聊武侠小说中的种种情节，或者道听途说的笑话轶闻，他也常常给我讲大山里的神奇故事，溪流、森林、茅棚、居然还有偶尔出没的老虎。昏黄的路灯映照着两个年少单薄的身影，隐隐间透着一丝暖意。
　　阿勇很聪明，也很勤奋。到了初三年级，尽管我仍旧到他家自习，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他学习、我看闲书;他自习，我睡觉;两不干扰，各取所需。88年初中毕业，我被保送进了高中。阿勇则以全县中考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外贸中专。在考中专还是上高中的问题上，他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征求我的意见。尽管阿勇很想上大学，但是家里的经济绝对不允许。阿勇家的孩子天生是读书的种，但没有读书的命，初中毕业的大哥成了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二哥二姐尽管成绩好，但都不得不缀学回农场劳动。能让阿勇上中专，家里已经算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阿勇的父母说，之所以读外贸，是听说出来以后可以赚大钱呢！

阿勇终于上了外贸中专。那时学费虽然低，但还是得靠东拼西凑，伙食更不用说了，自然是全班最寒碜的。中专生活就这样一点点曲曲折折地支撑下来，只是他的成绩却一如既往地好，总在年段名列前茅，特别是外语。每次回到老家，阿勇总要在我家睡上一两晚，和我讲讲学校的人和事，告诉我他在班上心仪的女生，但谈得最多的，却是他从学校阅览室里看到的诸多书籍，以及愤世疾俗的种种感想。那时开始我初初学点指法，不时在他面前露上两手，他总是羡慕不已连声称赞。有时他用从学校省下的一点点钱请我吃宵夜，在老家的街头小摊，一碗拌面，一碗扁肉，就算是我们最好的美食了。

中专二年级以后，阿勇开始做家教勤工俭学，他极重信用，又有耐心，各科的基本功也好，因此在“业内”逐渐有了好的口碑，他也逐渐在经济上开始自立。到了中专三年级，他终于拥有了一把自己的吉它！

若干年以后，LP常对我说，阿勇长得像张国荣。不但外形像，气质也象，特别是那种忧郁中带点颓废的诗人气质。但我总觉得，阿勇的这些气质，也许只是在他弹吉它以后才逐渐挖掘出来的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琴的，只觉得他的进步近乎神速。中专三年级的那年暑假，他已经边熟练地拨弄着吉它，边用他那充略带忧郁又不失清亮的嗓音，呤唱着的一支支动听的歌曲，“光阴的故事”、“橄榄树”、“ Blowing In The Wind”、“ Five Hundred Miles”……，从那时起，我迅速从歌者沦为听众，至今未能翻身。中专毕业那年，阿勇开始频频被附近的师大和其他学校邀请在一些晚会上弹唱吉它，他迷茫的歌声和娴熟的指法，赢得过无数MM的青眼和尖叫，在师大那一带的校园里，阿勇颇有点声名鹊起，请他教琴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始终认为，在所有的乐器中，吉它最能直接表达真挚激越的情感。大学期间，我认识了不少音乐系的朋友，有些甚至得到过比赛大奖。我偶尔也听他们唱歌弹琴，论技巧、论嗓音，都远在阿勇之上，但我总是找不到听阿勇弹唱的那种感觉。也许音乐的好听与否，不在于技巧和工具的孱弱或者强大，而在于情感，灵性，思想……。阿勇天生就是一个把琴声和情感融合得很好的人。

中专毕业后，阿勇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在了省外贸中心集团。开始做欧洲一带的出口业务，然后是南美洲。他的办事干脆，资信又好，业务量也一点一点地扩大着。到我大学毕业的时侯，他已经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的住处很近，骑车不过十来分钟，但是可能太熟太近又都忙，反而往来得少。大概也就是一年一聚吧。

毕业后几年，阿勇身边从不缺女生，但也总不固定，好在他是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君子。经常一段恋爱故事结束，最多也就是牵牵女孩的手（现在肯定后悔啊！）。谈得累了，阿勇就结婚了。新娘是一家外企的会计主管，很漂亮，也大方。更难得的是酷爱美术，阿勇新房也因此有着明显的DIY痕迹，虽谈不上华丽，但边边角角间总散发着温馨。婚礼那天，我被任命为伴郎，左招右呼，累得半死。酒阑人静后，我开车送他们回家，到了楼下，阿勇招呼我上去小坐。尽管我猜这家伙已有暗渡陈仓之实，但毕竟春宵一刻，扰人鸳梦也似乎不近人情，因此推辞要走。阿勇想想说好吧，立马冲上楼扛了那把吉它下来：“这把琴已跟我七八年了，送给你吧。有伊人相伴，风花雪月的日子也该成为过去了”。新娘娇立在他身畔，一脸幸福地笑。

时间又过了六七年。我们更忙了，联系也更少了，只是在孩子出生时记着给对方打电话。阿勇的男孩出生在凌晨，那天我在美梦中地被一个激动不已的声音唤醒。去年三十岁生日的时侯，我意外地收到阿勇的贺卡，卡很精美，字也潇洒，只是骚包地写得极长。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二十年了，昏黄灯影下的相伴巡行，漆黑月夜里的促漆交谈，西门楼顶上的悠悠琴声，一次次分离的注目凝视，老弟，我陪你走过昨天、今天。……成长的过程中，欢乐总是乍现乍落，之因为寥落与得意并举，所以我们从稚嫩的童声走向粗旷的男中音，我们的感情线也一丝一丝地注入新生命的颜色，得以在激情过后仍然以微笑指点人生……”。

思绪随着琴声漫落，轻轻放下手中的吉它，拨响了阿勇家的电话。“喂，请问你找谁？”一个清脆的童音在另一头响起，我的眼前顿时又闪现起二十年前那张倔强顽皮的笑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