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反思“榜样治国”

乔志峰

兰考官员回应媒体指责：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城关镇一处居民楼发生火灾，7名被收养的孤儿遇难。之后围绕着“爱心妈妈”袁厉害和兰考民政局等，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批评称，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有兰考官员对此批评回应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1月15日《新民周刊》）

“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兰考官员此语一出，立马舆论哗然。然而，从我目前所看到的网友和媒体评论来看，口径几乎是一边倒地在批兰考官员不负责任、麻木不仁。其实，从“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的雷人言辞中，我们可以反思的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有很多，例如我们一直信奉的“榜样治国”模式。

什么是“榜样治国”？简而言之，就是先在某个领域树立起一个所谓的“先进典型”，然后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号召其他人向其学习，试图以“批量复制”的方式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远大目标。扳着指头算一下，我们这几十年来树立的榜样可真不少，从雷锋到欧阳海，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以至于很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先进典型早已湮没在并不算长的岁月里，被人们淡忘。江山代有英雄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像极了娱乐圈里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把先进人物树为榜样号召其他人学习，或许也并不为错，“见贤思齐”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动力。然而，如果榜样过多过滥，恐怕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可能产生反作用。“榜样治国”的传统套路坚持几十年不动摇，或有懒政惰政之嫌。至于那些形形色色因政绩需要、政治需要、维护合法性的需要、维护某些人地位的需要而隆重推出的榜样，比如白卷英雄张铁生之流，则注定会成为历史的笑谈，成为不正常年代的丑陋符号。

有些在民间口碑不错的榜样，是否真的值得学习也值得商榷。以焦裕禄为例，他最为拥泵津津乐道的先进事迹，乃是“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我从来认为，“带病工作”不仅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很不人道，同时也是对工作、对老百姓的极度不负责任。病成那样，能保证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吗？为什么不去看病，把工作交给健康的年富力强的人去做？难道离开了一个病人，就没人能干这份工作了？请恕我直言，热衷于“带病工作”者，或系有自虐倾向，或系沽名钓誉，或系被所谓的“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不正常的价值观冲昏了头脑、绑架了思想。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不过是权欲熏心、恋栈心切，死都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位置和权力，千方百计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有的榜样，比如赖宁，则更是非人性化甚至反人性的。

公务员（或所谓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只是一种职业，跟工人、农民等其他养家糊口的职业并无两样。他们只需干好自己的工作、尽到自己的职责、对得起纳税人开的工资就足够了，我们并不要求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悲壮——当然，这个“悲壮”很多时候不过是演戏而已。先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幻的道德制高点上，强化了道德色彩和个人“魅力”，却淡化了责任与制度，与法制社会、责任政府和现代政治文明渐行渐远。某些榜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人治和特权的工具。

古有包拯海瑞，今有焦裕禄孔繁森。由于几千年的独有历史和特定的现实环境，在中国社会的潜意识和明规则里，清官情结和好皇帝情结极其浓烈，这也就是“榜样治国”时至今日仍被奉为圭臬的社会基础。然而，不管多杰出多伟大的榜样，也抵不过一个好的制度。焦裕禄这个著名榜样是从兰考走出来的，可这个榜样连兰考本地的干部都教育不了，甚至有人还对其“深恶痛绝”，为当地拥有这样的典型而连呼“倒霉”。一场火灾烧出了多少丑陋，也将焦裕禄和所谓的榜样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不过是呓语或忽悠罢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榜样是靠不住的。惟有脱离了人治和忽悠的制度和法制，才值得依靠，才能引领我们走向真正的公平正义和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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