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控烟协会公布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监测结果。公益捐赠已成为烟草企业赞助活动的最主要形式。企业借赞助之名行促销之实的做法日趋泛滥。为此，中国控烟协会建议民政部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条款中，明确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北京晨报》 5月30日）

    只因烟草企业常借赞助之名行促销之实，就要禁止其公益捐款，显然是打错了板子，算错了账。就像贪官经常戴名表一样，干脆禁止官员买表？

    如此建议的出台，离不开控烟不力的背景。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多年来，烟民的数量和年龄构成并未得到理想的改变，反倒是冒出“烟草院士”等咄咄怪事。即使是同样品牌的香烟，用于出口和内销的包装也大不相同——一个是恐怖恶心的图片，一个则是犹抱琵琶的提醒，控烟之阻力可见一斑。

    有人戏言：“当你看见电视上那些气势磅礴、但又不知所云的广告，八九不离十就是香烟广告。”没错，在烟草财政的“刚需”影响之下，烟草企业总是借助形象广告、公益赞助等手段来逃避《广告法》的约束，央视某频道就在一周之内反复播出了某品牌近百次的形象广告。“爱我中华”的宣传语没错吧？捐建希望小学也是大好事吧？可看到某学校大门影壁刻着“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时，人们很难无动于衷。

    在很多烟草企业看来，慈善公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把这种乱象扭转过来，让烟草公益纯净化，严守不宣传品牌产品的底线——你可以不做，但只能这么做。在慈善业尚不发达的今天，这显然是较高的要求，但对于烟草这个特殊行业而言，唯有如此才能遏制其膨胀的冲动，尤其是杜绝其对青少年潜移默化的影响。诚然，烟草仍然是合法的行业，所以“打压”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主要是通过劝人们“少吸、不吸”来达到企业“少卖、不卖”，以需求减少来遏制行业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并不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今天控烟的态度决定了明天控烟的成绩。因此，对于烟草企业滥用公益慈善的现象，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洁癖”，捐助可以有，回报不能给……

    也可以说，这是对烟草企业的“歧视”，只是这“歧视”本就是《公约》签署国的义务，更是对国民健康着想的必须。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吸烟和二手烟导致的健康危害效应已经逐步显现，产生了巨大的医疗成本和社会成本，烟草行业的“净效益”已呈负值。在尚无法彻底禁止的情况下，“歧视”就是控烟的主要途径。公共场所的禁烟标志、严厉的罚款措施以及电视上的宣传片、烟盒上的恐怖图案，都会减少吸烟本身带来的愉悦感，加剧周边人群对烟民的厌恶感，形成处处受限、人人生厌的氛围，倒逼烟民日益被边缘化，客观上减少对自己和他人身体的伤害。

    控烟任重道远，但因此对烟草公益有罪推定也确有不妥，与公共场所禁烟不力一样，说到底都是执行力不够，只要监管者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将国民健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相信控烟的效果会逐渐显现出来，公益事业也将更加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