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家乡房屋在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于凌晨被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发出一封致山东潍坊市长许立全的公开信。随后，潍坊市潍城区区委副书记王兆辉来北京与其当面接洽，目前双方正在沟通。（新京报12月1日）
清华、法学博士、市长和公开信，是这一事件可以构成新闻的几大要素，也是其可以迅速传播进而演进为舆论焦点的主要原因。在这四个关键词中，前两者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其稀缺与难以复制的特点，恰恰契合了媒体追求“人咬狗”的猎奇心理，强强对话总是格外吸引眼球。
显然，当事人王进文正是利用了其个人身份的特殊性，才成功将一己之困转化为公众焦点。无疑，这是一条捷径，杠杆作用十分明显。然而，却不是每个遭遇不公的公民都可以加以利用，他们只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农民工讨薪不得，上塔吊；拆迁户守房不成，自焚……
殊途同归，他们都抱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把事情搞大。尽管“搞大”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无不紧紧围绕舆论传播的特点，试图引起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事实也多次证明，这是“一用就灵”的妙计，身份和影响越大，当事人得到满意解决的可能就越大，受到打压报复的几率也越小。
这些人一次次成功策划了对大众眼球的牵引，我们却很难苛责。面对公权力的肆意侵害，面对相关部门的不作为，面对法治不彰的窘境，个体力量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唐福珍、叶忠诚等人宁可自焚殒命也决不妥协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作秀，却又必须有“秀”的要素，只有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后，才可能自上而下地进行问责，使沉冤得以昭雪。这是一条走得通的路，只是维权代价过大，尤其是对那些没有身份光环的弱势群体而言，实为不可承受之重。
付出，就会有收获；事情一旦搞大，急于扑火的地方政府责任人往往都会十分爽快地解决问题。短短几日，清华博士也收到了匿名电话——“给你汇138万，这事就别闹了”，可以想见，此时再多要点补偿也并非难事，前提是“识时务”、见好就收。在真相尚未公开、责任未被追究的前提下，这钱该收吗？收了，就成了一桩地下交易，媒体和大众都成了为其摇旗呐喊，助其讨价还价的帮凶；不收，前路未卜，也许日后还会遭到报复，谋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让他独自来扛？
注定无解。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对这种私下补偿说不，但舆论关注的焦点总是在不断变化，体制内自动运行的调查问责机制也远未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闻之唬人的清华博士，还是以命相胁的农民工，片刻的强势总会过去，最终不过成为岁月里留在人们回忆中的一道伤疤而已。
只有等到那一天，当人们遭遇不公时不必寻找新闻卖点，当不同阶层都可以依靠同一法律强势维权，才可以说，“请找我的律师”，而不必脱口而出“我爸是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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