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医大一院医务人员如有擅自介绍患者外出就医、购买药品，以及擅自外出行医、收红包、开大处方等违规行为，不仅当事人将受到严厉处分，举报群众还可获得院方300元到500元的奖励。（太原晚报12月8日）
    医德医风的沦丧，人人感同身受。一边是饱受病痛折磨的亲人，一边是态度骄横、唯利是图的医生，多种感觉交织一起，看病那个痛啊。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你只能完全相信并依赖医生，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所有牢骚不满都待出院后方敢外泄。没错，双方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
    我国现行“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决定了医院的“经济人”地位，创收做大的冲动很难遏制。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医院在治理医生开大处方、收红包、吃回扣等利益寻租行为时，没有天然的积极性，因为双方的利益有很大的交叉部分。体制没有变，医院无心查，患者不敢言，决定了日益尖锐的医患关系始终无解。
    在很多领域，有奖举报都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可以激励举报人的积极性。然而，事实上决定举报制度优劣的并不是奖励金额的大小，而是举报能否得到真正重视，并产生公信力和威慑力。而决定这一切的，是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事后处理等几个方面。首先，不能由院方独立完成调查，还应当包括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患者代表等，共同组成多元的调查主体；其次，调查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各方质询和监督；最后，对医德医风败坏的医生强化问责，变内部处理为信息公开，有严重“污点”的禁止继续从事医疗职业。同时，还要重视医疗行为的事后调查，因为那些已经完成医疗行为的患者更敢于发表真实看法。
    显然，这样的举报和调查才是“玩真的”，显然，仅靠院方是难以单独完成的，必须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下，在全行业展开。任何职业都有其利益寻租空间，任何职业也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一旦越界，形如敲诈。例如，警察和小偷，老师和学生，记者和被采访对象……
    流传于两千多年前的“希波拉底誓言”是西方医生必须恪守的格言：“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如果不能为“病家”谋利益，起码不要从“病家”身上谋利益；如果没有信仰，那就来点真格的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