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与坑儒  原本不相干

    文\袁林(老本杰明)

焚书坑儒这四个字，国人耳熟能详，提起此事，均认为这是秦皇嬴政的苛政，或曰残暴。想想也是，几百个大活人，莫名其妙被抓起来，扔坑里就地填埋，从现代人的法律道德认知来看，实属反人类罪。

为这种残暴行径辩护毫无意义，本文想说的是，我们后人把焚书和坑儒放在一起理解，认为是嬴政先烧了书，随后又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也就是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理解，您可能就错了。

焚书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13年，也就是秦统一中国之后第八年，这一年在秦都咸阳发生了一件事。

《史记 秦始皇本纪》如是说：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皇帝在咸阳宫举行宴会，款待七十位博士（知识分子），为自己祝寿。其中有一位叫周青臣的，趁机狂拍马屁。他说，起初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多亏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光芒所达之处，无不臣服。您又力行改革，将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万世祥泰。自古以来，没人能与陛下的丰功伟绩相比肩。

一番话让嬴政乐得屁颠儿。

但是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跳出来跟皇帝较劲，这个人是淳于越。淳于先生慷慨陈词：我听说殷、周朝两朝立国千年，他们最重要的治国之道，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作为中央政府的辅佐。如今陛下拥有海内，但子弟不被分封，不过是一介匹夫，没有强大的诸侯做屏障，一旦发生变故，谁能帮助你应对？治理国家不沿袭历代的法度而能够长治久安的，我还没有听说过。至于周青臣这种拍马溜须的小人，绝非忠臣。

嬴政还算大度，听完之后面带微笑环顾四周：大家议一议嘛，畅所欲言。

于是李斯站了出来，顺便说一句，李斯跟淳于越是好朋友。李斯的即席发言，一不小心就流传千古了。李斯说：三皇五帝各有各的理念，夏、商、周三朝的治国方略也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很成功。这就是与时俱进。如今皇帝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迂腐的文人是无法理解的。淳于兄所说的夏、商、周之事，不足效法。当时诸侯并立，各自为政，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如今天下已定，中央统一颁布法令，百姓努力工作，官员恪尽职守。却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不努力跟上时代，一心宣扬复古，借古讽今，扰乱民心。我作为大秦帝国的丞相，在这里冒死提出如下建议：先前为什么天下散乱各行其是，根子就在于诸侯并立。如今有些人鼓吹复古，不满现实，中央颁布的法令，都用自己的观念去解读，“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有人颂扬圣上，是为了沽名钓誉；有人妄议朝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沸沸扬扬，形成一股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则皇帝的权威日益减弱，动乱势力逐步滋生，这种情形绝对不能再持续下去。因此我建议，历史著作中除过“秦书”，其余全部焚毁；除过博士（皇帝的顾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一律收缴焚烧。谁要是谈论诗、书，杀头；以古非今者，诛三族；官吏如果发现此类行为而不举报，同罪。法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如果有人抗拒，处黥刑之后去修长城。医药、占卜、植树一类书籍，全部保留。“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始皇帝批示“可”。这就是焚书的起因。

李斯在发言中，把秦帝国为什么要焚书以及焚什么书说得还算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段话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他写书的时间晚了一百多年，这个著名的“李斯发言”是不是与史实相符，后来就很有争议了。

《史记  秦本纪》记载：“商（鞅）君教（秦）孝公焚诗、书而命明法令。”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盖秦僻处西陲，于周官故籍，鄒、鲁儒书，最所贱视。孟子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则焚前传官书，六国亦先有之，又不独秦然也。

这就是说，焚书这种糗事，在战国时代已经很普遍，秦朝并非首作恶者。

其次，秦始皇究竟烧了哪些书，李斯规定的焚书范围是否与实际一致？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认为秦朝焚书，烧的只是诗、书（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各国史籍，诸子百家并不在焚烧范围之内。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

赵岐认为，秦朝坑儒，让孟子徒党灭绝（史实并非如此），但是由于孟子的著作属于诸子百家之列，所以保存了下来。

同属东汉时代的刘勰也有类似观点，他在《文心雕龙 诸子篇》中写道：“暴秦烈火，势炎崑岗，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

北魏王肃在《家语后序》中也认为：“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诸子同列，故不见灭。”

清代刘大櫆在《焚书辩》中说得更直白：“李斯恐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诗、书百家之语。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固不欲以自愚也。固曰‘非博士官所职，旨守尉杂烧之’。”

持类似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对秦朝焚书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那就是烧掉的书是“五经”和各国自己撰写的史籍，不烧的书，除过李斯所说的“医药、占卜、植树一类”，还包括诸子百家。我们现在能够阅读全本的《论语》《道德经》之类，应该是有原因的。

下面说说“坑儒”。

秦始皇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所谓儒生，顾名思义，应该都是儒家子弟，此事证明暴秦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然而细查史书，却是一个误解。

坑儒事件，发生在焚书之后一年。事情的起因可见《史记  秦始皇本纪》：

前212年的某一天，侯生、卢生一起商量说：始皇这个人，生性刚毅残暴，自以为是，以诸侯的身份起兵，兼并天下，事情都称心如意，认为古往今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只重用断案的官吏，宠幸这种人。朝廷里虽然有博士七十人，却只是充数的官员而不受重用。丞相和大臣都按照皇帝的意志做事，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日益骄横，群臣害怕威刑只求自保。天下事无论大小都由皇帝决断，每天呈上的奏章络绎不绝，皇帝不批阅完毕就不休息。一个人贪恋权势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能为他寻找仙药。二人商量妥当就逃走了。

秦始皇听说方士逃亡，很愤怒，说：“我以前收集天下的书籍，将没有用处的都销毁了。我又招揽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想要实现天下太平的局面，方士有很多想法，要炼制灵丹妙药。但是我听说韩众等人一去不返，徐巿等人耗费巨资，最后也没能找到仙药，他们以为公款旅游很潇洒吗？如今每天只有一些小人为谋取私利向我奏报。我对卢生等人待遇优厚，现在他们却诽谤我，往我脸上抹黑，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咸阳的儒生们，我将派人去审问，也许有人在用妖言迷惑民众。”于是始皇派御史审问儒生，儒生们相互揭发检举，始皇亲自挑选出触犯禁令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在咸阳坑杀。

秦始皇的原话是：“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巨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各位可以看到，秦始皇亲自说“悉召文学方士甚众”。这里的“文学”二字，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惯性犹存，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都有。而方士虽然也算文化人，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似乎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应该是以占卜、巫术、炼丹以及原始医术为主业的一群人。

关于“坑儒”，东汉王充在《论衡 语増篇》中认为：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増之也，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増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増之。

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是这么说的：余尝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天下之书虽烧，而博士官所职，与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叔孙通传》载（秦）二世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项羽记》称鲁为其守礼仪死节。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尽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说得很清楚，坑的是“方伎之流”，跟儒生没有关系。

由于历史久远，秦朝那个时代也没有人事档案，秦始皇一气坑杀了四百多人，里面包括不包括知识分子，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但我们可以假设的是，即使被坑杀的人里面包括儒生，那也仅仅是天下诸多儒生中的一小撮，绝大多数儒生还是活了下来，而且有些人还活得不错。上文提到陈胜造反，秦二世召集儒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这些儒生应该是供职朝廷的博士，也就是皇帝的顾问或秘书。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到坑儒事件的时候也认为，秦人亦专伸一家之学，而行古者政学合一之制耳，非尽灭学术使无存也。秦亦有儒，有师，有博士，有著述，绵延至汉，初未全绝。谓秦焚书坑儒而学术中绝，固非也。

意思是说，秦朝倡导一家之学（韩非的法家），学古制以吏为师，但是并未禁绝百家学问，这种情形一直绵延到汉初（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种认为秦朝焚书坑儒而禁绝学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