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北京现代中国缩影之一种

尽管中国的园林传统源远流长，却是“类皆个人独乐，例不公开”的私家花园，与以公共、公用、共享为取向的公园具有本质区别。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在中国率先出现在1860年代的上海租界，若论中国公园史，是应该从上海说起的，但租界这一半殖民地空间的特殊性质，却使得其时建造的公园无论建设理念、服务对象还是实际效用都几乎非但与本土无涉，还更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社会的隔阂。

直到1907年，清廷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之上建成面向全体市民的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公园在中国才真正开始本土化。而万牲园作为中国本土公园的起点，其隐喻意义还包括“在北京公园诞生之初，即奠定了一个思路，不是另起炉灶新建西式公园，而是充分利用帝都丰富的名胜古迹”。这也就昭示了与横向移植西方经验的上海公园不同，北京公园从一开始选择的便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融合、转化与再造的道路。这显然不仅是一条公园之路，也关乎对于“另一种现代性”的尝试。

公园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缩影之一种，原因在于其和现代中国同构共生。万牲园开张于晚清新政的时代氛围中，而伴随着民国肇立，北京更多公园的开放也提上日程。1917年，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呈文《请开京畿名胜》获批。同年，社稷坛作为由“京畿名胜”转化而来的首家公园对外开放，此即中央公园（现今中山公园）。尔后，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北海、颐和园、景山与中南海等也在1915年至1929年间相继开放。北京一时成为一座公园的城市。而公园建设除去推动城市发展，更为重要的功能还有教化公民，培育共和社会的基础。因此在北京各家公园中，一方面是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馆、音乐堂、茶座、餐厅与各种体育设备的到位，另一方面则是教导公民得体使用公共空间的规章制度的出台。而这正是公园作为一种现代公共空间的题中之义。

当然，这只是北京公园登上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与主航向。各家公园在鼎革之际由原有宫苑转身出场，其来龙与去脉要丰富与复杂得多。不管“北京”还是“公园”，都并非铁板一块。北京公园日益落地与立体的过程，也是其分化与多元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融合了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也见证了不同阶层的生成、流动、碰撞与各得其所。在深耕厚植的本土传统与波云诡谲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的北京公园自有非比寻常的风景与风云。

万牲园中的梁启超，中央公园里的胡适、鲁迅与京派同人，北海公园中的沈从文与一众文学“新青年”，城南游艺园里的张恨水，陶然亭下的少年中国学会与毛泽东、高君宇、石评梅……半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人物都在北京公园中轮番登场。中央公园在1920年代成为“新文学”作家聚集的胜地，进而到了1930年代跻身于“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主事）、“读诗会”（朱光潜主持）互通声气的京派文学生产空间。作为新中国在北京建立的首家公园，陶然亭的故事原来在1920年代便“伏脉千里”，从遗老群体到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再到“小团体，大联合”的革命志士在陶然亭这一空间嬗变。公园的景观性与政治性在此相互成就。

同样是北海公园，它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心仪的“现代美育空间”，是“新青年”造梦的“文学乌托邦”，待到北平沦陷，北海公园又成为民族创痛的记忆，承载了欲说还休的创伤。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大江南北，少先队员在北海泛舟的形象凝聚了整个国家的希望。

摘编自“北京公园的风景与风云——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原载《光明日报》，作者李浴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