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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孙周执导,巩俐、梁家辉、孙红雷加盟的影片《周渔的火车》正如火如荼地拍摄着,预示着2001年又一部热门影片向着终点推进。
该片改编自青年作家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北村1999年初发表的小说《周渔的喊叫》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爱情哲理小说,在梦幻般的故事情境中探讨了保持爱情与维护自我之间的矛盾关系:与周渔分居两地的丈夫陈清每周两次坐火车到省城看她,数年如一日,但渐渐在一味迁就、盲从周渔的过程中,他丧失了自我,对自己的爱情感到了迷茫,这时另一个女人出现了……据说,孙周看完这篇小说后非常喜爱,很快便买下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并邀请北村与他共同编剧。
改编后的电影更名为《周渔的火车》,将原小说中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架构改为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版本,可谓伤筋不动骨。影片已于7月10日在云南开机,并将在今年秋季封镜。作为小说的作者和影片的编剧,北村对爱情、对写作、对文学与影视联姻是怎样一个态度呢?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爱情档案>与<爱情病历>
据悉,谢有顺主编的《爱情档案》丛书收录了北村同名小说集《周渔的喊叫》,包括《强暴》、《水土不服》等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均收录在内。纵观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在伟大爱情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悲剧。难怪有人说与其叫“爱情档案”不如叫“爱情病历”为好。对此,北村是怎么看的呢?
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北村忍不住发笑。他首先声名一点,题目是编者加的,与他没有关系。至于他的作品几乎都从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开始,最终瓦解、粉碎并最终走向崩溃倒是事实。北村认为“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人类历来对爱情持有的态度,总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德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在爱情观念上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这种变化似乎已成为一种疾病,一种事实。那种看起来非常伟大的爱情是经不住轻轻一碰的。
既然如此,是不是意味着世上无真爱呢?
北村否认了记者的说法,“我坚信生活中伟大的爱情是存在的。我认为,真理有的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所以正确的东西往往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爱情的改变是受不同时期社会观念的影响。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时代对爱情都有非常忠实的地方,都有理想主义者。”
既然真爱存在,有没有可能讴歌一下爱情?
北村说自己也不总是写悲剧,只是对现实有所感悟。真的要讴歌的话,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
《周渔的喊叫》与《周渔的火车》
记者注意到,在《周渔的喊叫》中,北村多次提到省城、三明,多次在作品中使用周渔、康生、陶金等我们听起来并不陌生的名字,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北村坦言地名与人名只是为了写作上的一种便利,事件并不一定就发生在福建、福州(作者生活的地域)。起名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习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写得非常到位,对人物的感受就比较典型了。
这样一部独特的心理小说最终被拍成了电影,作家与导演又是怎样合作的呢?
“我最初写成这部小说之后,孙周与我联系,于是就给他做编剧,改编历时两年,共改了四稿。后面他有没有再做修改和变动我就不太清楚了。将原来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改为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结构上的改变是写作上一个非常小的技术上的问题。因为选择巩俐作为主角,这完全是一种剧情上的需要,这种改动无伤大雅。只要把人物作为可以思考可以体验的对象,至于他是男的是女的,这并不重要。”
北村是否参与了拍摄工作?
“具体开拍时间我不太清楚,已经有好一段没有与孙周联系了。改编完之后就没有再参与,再参与也没有什么兴趣。作为作者来说,这个作品早就完成了;作为编剧来说,我也把我手头上的工作结束了。而且我觉得电影重要的还是一个导演的艺术,接下来导演与演员的再创作是相当大的,得有一定的空间。各人负各人的责任。”
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看中,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声名鹊起。作家与导演合作,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已成为当前文学圈里普遍的现象。对此,北村是抱怎样一种态度呢?
“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必然的。对导演来说他必须要有编剧,但作家可以不需要导演。这是我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导演。像孙周这样一个导演,我和他接触以后,我发觉他是一个在中国比较难得的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形式感也比较强的人。这两个综合起来的素质是比较少见的。在接触之前我并不是太了解他,他的作品也看得不多。像《漂亮妈妈》也是接触以后才看到的。接触之后他让我比较吃惊,我们的交流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当然,他用的是他那种比较感性的方式。这部小说,包括改编成剧本,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部片子比较深,对导演对主演的挑战比较大,但我相信孙周巩俐能够把这片子拍好。”
曾与张艺谋合作过?
“对。不过那部戏没有拍。当时闹的也比较大,就是《武则天》,共有六个人写,后来选中了我的。此后又改过一稿。由于一些原因张艺谋与巩俐没有合作成功。可以说当时写的就是命题小说。”
人生际遇与文学创作
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
“我有一段时间没写小说了,还想继续写。”
北村生于1965年9月,精确算来还不到36岁,但其作品思想性却十分深刻。这是源于生活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内涵和一种思维方式的话,生活本身对你便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经验。做人必须要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你思考问题办事情的一个起点。要有一种比较明确的价值观,还要有一种与现实相处的方式。否则分析问题就不可能深入它的本质。”
是不是文学创作不一定来源于自身,而是观察生活的产物?
“我觉得生活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你经历的,那是一种经验的东西。还有一些是思维方式,比方说哲学的方式、宗教信仰的方式,这些是靠很多的书给我们的。我觉得读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习惯,它能够获得前人很重要的一些经验。”
该片改编自青年作家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北村1999年初发表的小说《周渔的喊叫》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爱情哲理小说,在梦幻般的故事情境中探讨了保持爱情与维护自我之间的矛盾关系:与周渔分居两地的丈夫陈清每周两次坐火车到省城看她,数年如一日,但渐渐在一味迁就、盲从周渔的过程中,他丧失了自我,对自己的爱情感到了迷茫,这时另一个女人出现了……据说,孙周看完这篇小说后非常喜爱,很快便买下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并邀请北村与他共同编剧。
改编后的电影更名为《周渔的火车》,将原小说中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架构改为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版本,可谓伤筋不动骨。影片已于7月10日在云南开机,并将在今年秋季封镜。作为小说的作者和影片的编剧,北村对爱情、对写作、对文学与影视联姻是怎样一个态度呢?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爱情档案>与<爱情病历>
据悉,谢有顺主编的《爱情档案》丛书收录了北村同名小说集《周渔的喊叫》,包括《强暴》、《水土不服》等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均收录在内。纵观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在伟大爱情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悲剧。难怪有人说与其叫“爱情档案”不如叫“爱情病历”为好。对此,北村是怎么看的呢?
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北村忍不住发笑。他首先声名一点,题目是编者加的,与他没有关系。至于他的作品几乎都从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开始,最终瓦解、粉碎并最终走向崩溃倒是事实。北村认为“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人类历来对爱情持有的态度,总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德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在爱情观念上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这种变化似乎已成为一种疾病,一种事实。那种看起来非常伟大的爱情是经不住轻轻一碰的。
既然如此,是不是意味着世上无真爱呢?
北村否认了记者的说法,“我坚信生活中伟大的爱情是存在的。我认为,真理有的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所以正确的东西往往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爱情的改变是受不同时期社会观念的影响。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时代对爱情都有非常忠实的地方,都有理想主义者。”
既然真爱存在,有没有可能讴歌一下爱情?
北村说自己也不总是写悲剧,只是对现实有所感悟。真的要讴歌的话,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
《周渔的喊叫》与《周渔的火车》
记者注意到,在《周渔的喊叫》中,北村多次提到省城、三明,多次在作品中使用周渔、康生、陶金等我们听起来并不陌生的名字,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北村坦言地名与人名只是为了写作上的一种便利,事件并不一定就发生在福建、福州(作者生活的地域)。起名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习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写得非常到位,对人物的感受就比较典型了。
这样一部独特的心理小说最终被拍成了电影,作家与导演又是怎样合作的呢?
“我最初写成这部小说之后,孙周与我联系,于是就给他做编剧,改编历时两年,共改了四稿。后面他有没有再做修改和变动我就不太清楚了。将原来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改为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结构上的改变是写作上一个非常小的技术上的问题。因为选择巩俐作为主角,这完全是一种剧情上的需要,这种改动无伤大雅。只要把人物作为可以思考可以体验的对象,至于他是男的是女的,这并不重要。”
北村是否参与了拍摄工作?
“具体开拍时间我不太清楚,已经有好一段没有与孙周联系了。改编完之后就没有再参与,再参与也没有什么兴趣。作为作者来说,这个作品早就完成了;作为编剧来说,我也把我手头上的工作结束了。而且我觉得电影重要的还是一个导演的艺术,接下来导演与演员的再创作是相当大的,得有一定的空间。各人负各人的责任。”
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看中,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声名鹊起。作家与导演合作,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已成为当前文学圈里普遍的现象。对此,北村是抱怎样一种态度呢?
“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必然的。对导演来说他必须要有编剧,但作家可以不需要导演。这是我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导演。像孙周这样一个导演,我和他接触以后,我发觉他是一个在中国比较难得的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形式感也比较强的人。这两个综合起来的素质是比较少见的。在接触之前我并不是太了解他,他的作品也看得不多。像《漂亮妈妈》也是接触以后才看到的。接触之后他让我比较吃惊,我们的交流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当然,他用的是他那种比较感性的方式。这部小说,包括改编成剧本,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部片子比较深,对导演对主演的挑战比较大,但我相信孙周巩俐能够把这片子拍好。”
曾与张艺谋合作过?
“对。不过那部戏没有拍。当时闹的也比较大,就是《武则天》,共有六个人写,后来选中了我的。此后又改过一稿。由于一些原因张艺谋与巩俐没有合作成功。可以说当时写的就是命题小说。”
人生际遇与文学创作
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
“我有一段时间没写小说了,还想继续写。”
北村生于1965年9月,精确算来还不到36岁,但其作品思想性却十分深刻。这是源于生活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内涵和一种思维方式的话,生活本身对你便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经验。做人必须要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你思考问题办事情的一个起点。要有一种比较明确的价值观,还要有一种与现实相处的方式。否则分析问题就不可能深入它的本质。”
是不是文学创作不一定来源于自身,而是观察生活的产物?
“我觉得生活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你经历的,那是一种经验的东西。还有一些是思维方式,比方说哲学的方式、宗教信仰的方式,这些是靠很多的书给我们的。我觉得读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习惯,它能够获得前人很重要的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