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篇》：“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伯禽，姬姓，名禽，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的长子，排行为伯，故称伯禽，尊称禽父。周朝立国之初，周武王大封有功之臣，周公受封于鲁，然而他未及就封，周武王就病逝了，所以他只能留守宗周辅佐尚未成年的周成王。周公东征之后，徐、奄等部族的反叛势力基本被消灭，为了加强对东南蛮夷地区的控制，周公让长子伯禽代自己就封于鲁，在“少皞之墟”建立鲁国，所以伯禽是鲁国开国国君，史称鲁公。《诗经·鲁颂·宓宫》中对于这段历史有具体描述：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是周成王，“叔父”是周公，“元子”是伯禽。诗中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一、周成王命周公建侯于鲁的目的是藩卫周室，维护东南地区的稳定；二、封疆之内的山川河流均赐封鲁公；三、封疆之内原有的氏族部落（方国）也作为附庸国划归鲁国，如《论语·季氏篇》中提到的颛臾古国。可见，周成王在分封伯禽时，又授予他许多特权。

伯禽受封之后，周公代表周成王向他发布诰令，《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可见，周公的诰令被命名为《伯禽》（《伯禽之命》），不过此文现已亡佚。“因商奄之民”是《伯禽》的核心观点，“奄”是东部地区的一个古国，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后来臣服于商朝，成为商朝在东夷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故称“商奄”。奄国是周公东征时期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奄人与徐人联合淮夷以及东方其他邦国结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抗周联盟，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以他对于“商奄之民”比较了解，他告诫伯禽到达封地后不能依靠武力来征服奄民，要尊重奄国的文化传统，顺应民间的习俗风情。

《论语·微子篇》中载有一段“周公谓鲁公”的言论，周公着重向伯禽强调三点：一是要注意发挥姬姓氏族血缘关系的凝聚力（“不施其亲”）；二是要善于团结那些长期与姬姓氏族保持密切关系的异姓氏族（“故旧”）；三是要待人宽厚，不要求全责备。从内容来看，这几句话应出自《伯禽》原文，说明孔子时期《伯禽》仍存于世，而且孔子曾认真研读过。

有关周公训导伯禽的言论，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

周公曰：“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听）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第一段引文中周公主要谈论的是选人用人问题，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应该对伯禽有很大帮助。周公以“好士”而闻名，天下士人都愿意追随他，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周公选拔人才独有心得，他把士人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大类，前一类人以求禄养家为目的，他们缺乏信仰，目光短浅，所以不值得尊重；后一类人以修德正身为目的，他们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值得信任和尊重。周公告诫伯禽，对于前一类人不妨用高傲的姿态来对待，对于后一类人则必须用恭敬的姿态来对待，因为他们是国家政治精英。第二段引文中的“利而勿利”，是周公告诫伯禽在施政过程中要坚持利于民众而不谋私利的原则。第三段引文中的“召而告之”应该是周公代言的言论，因为此时周成王尚未成年。周公在言论主要向伯禽强调两点：一是要广开言路，善于纳谏；二是要文武兼备，近贤远佞。不过这些文字显然是后人附会而成。

此外，《说苑·建本》中还载有一则伯禽和康叔受封后三次拜见周公而受到三次鞭挞的故事，他们后来在前朝高人商子的指点下，通过认真观察南山之阳的“桥竦焉实而仰”和南山之阴的“梓勃焉实而俯”，从而领悟了为人臣和为人子的道理。他们再去拜见周公时“入门而趋，登堂而拜”，这才得到周公原谅。

伯禽受封于鲁后，周公对他很用心，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到，并作出许多特殊安排。他把周室库府中收藏的大路（车）、大旌、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弓）等宝物也分给伯禽，这些宝物不仅非常珍贵，还具有特殊意义。周公又把殷商遗民中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六个氏族作为种族奴隶分配给伯禽，让他带到鲁国去，供他驱使。这些氏族都是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手工匠人，他们把手工制作技艺带到鲁国，生活日用品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周公还专门为伯禽配备了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并携带了各类礼器和宪章典籍，这些人精通宗庙祭祀和朝聘盟会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他们在推行以礼治国的过程中是无可替代的[]。

伯禽就封于鲁后，定都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当时封地可以控制的范围很小，“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俭于百里”就是方圆不足百里。伯禽只能先围绕都城曲阜来划定“郊”与“遂”的行政区域。“郊”是都城近郊，有东西南北“四郊”；“遂”是都城远郊，也有东西南北“四遂”。“四郊”和“四遂”的行政区域划定后，伯禽再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对姬姓贵族实行分封，把“四郊”“四遂”的土地分给他们，建立卿大夫之家，如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臧氏等。卿大夫之家的氏族宗主与鲁公是君臣关系，所以他们必须听命于鲁公。通过逐级分封与授权，一个符合周朝等级制度的诸侯政权体制初步建立。

鲁国初创时期，占据东郊费邑（今山东省临沂市费县）附近的徐戎、淮夷残余势力经常发起挑衅，伯禽不得不发兵讨伐。在一次规模较大的征伐中，伯禽动用“三郊三遂”的全部兵力，并作《费誓》进行战前动员，这篇动员令收录在《尚书》中[]。他在动员令中要求“三郊三遂”的所有参战人员都要穿戴好盔甲，准备好戈矛和弓箭，在甲戌日这一天随他一起去讨伐那些发动叛乱的徐戎和淮夷；大家都要奋勇当先，英勇杀敌，否则将会受到军法惩处。鲁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攻克东郊重镇费邑，基本消灭了徐戎、淮夷的残余势力。伯禽后来把费邑分封给与公室血缘关系最亲近的季孙氏镇守。经过此战，环绕曲阜都城四周的“郊”与“遂”全部连通。

平定徐戎、淮夷叛乱之后，伯禽开始把精力逐渐转向国家治理和发展经济等方面，他遵照周公的教导，寻访贤士，推行周礼，建立宗庙，组织生产，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从而使鲁国成为一个闻名的“礼仪之邦”。鲁国封域之内的许多小邦国受到礼乐文明的熏陶，纷纷归属于鲁，鲁国控制的疆域不断扩大，国力也逐步增强。

三年之后，鲁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基本建立，伯禽专门派人去向周公汇报鲁国施政情况，而与他同时受封于齐的太公姜尚删繁就简，因地制宜，“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仅用了五个月就完成了建国任务。后来太公姜尚听说伯禽三年之后才报政于周公，不禁感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意思就是，伯禽过分拘泥于繁复的周朝礼制，不能从东夷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简易其政，因势利导，便利民众，所以鲁国后世必将弱于齐国。春秋时期齐强鲁弱的局面印证了太公姜尚的这一判断。

伯禽在位四十六年，他积极贯彻周公的礼治思想，为鲁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周朝文化思想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周康王十六年（公元前1063年），伯禽病逝，死后归葬于毕邑周公墓之侧（今陕西省咸阳市和西安市附近的渭水南北岸）。伯禽墓和周公墓都没能受到很好保护，今已不存。另据相关媒体报道，陕西省建造咸阳国际机场时，在高速路立交桥下建筑工地的乱草丛中发现明清时期修建的周公墓和伯禽墓，墓冢荒芜，杂草丛生，人迹罕至。两位历史伟人被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高速公路淹没了，行色匆匆的路人根本无暇看一眼他们破败凌乱的陵墓。今山东省曲阜市城中的周公庙内有一“望父台”，又称“伯禽台”，据说这是当年伯禽向西望父祭祀的地方，也是后人缅怀这位先圣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