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周武王，姬姓，名发，周文王的次子，谥号为武，取其“克定祸乱”之义[]。周文王去世后，因长子伯邑考被商纣杀害，故而由他继任周部族首领，完成克商建周大业之后，他成为周朝开国君王，史称周武王。

一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虽然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但是周文王为此谋划了足足五十年，为克商建周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武王践祚不出三日，就急切地向太公姜尚请教上古帝王治国理政之道。太公姜尚是周文王倚重的老臣，他政治经验丰富，思考问题缜密，当时已是耄耋之年。太公按照周人礼仪规制，让周武王东面而立（宾位），自己则西面而立（主位），正式向周武王宣布了秘藏的先王遗训：“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彊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先王遗训着重强调了“敬”“义”“彊（强）”，“敬”是要敬畏天神，“义”是做事要符合道义，“彊”是做人要刚强坚毅。周武王接受先王遗训后深受教益，愈加谨慎，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在日之所用、目之所及的器物上都刻画了训言，比如在坐席前左端书有“安乐必敬”为铭，在坐席前右端书有“无行可悔”为铭。此外，《说苑·政理》中也载有一组周武王还向太公请教为政问题的言论，诸如“为天下若何”“治国之道若何”“贤君治国何如”等，太公姜尚都一一做出回答，主要有“富民”“爱民”“赋敛节”“自奉薄”等内容，思路基本延续了周文王明德怀仁的精神。

周武王谨记太公姜尚的教诲，遵行古礼，谨言慎行，他仍然以太子身份主持朝政，举姜尚为师，周公旦为辅，任召公、毕公等姬姓兄弟为左右王。此时周部族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许多诸侯方国都叛商归周。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武王在沣水东岸兴建了新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并迁都于此，为伐纣灭商进行前期准备。

镐京与沣水西岸的丰京并称为丰镐，两者连为一体，形成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功能齐全的城市群，四方诸侯争相来到这里表达归顺之意。《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许多赞美的诗句：

镐京辟廱，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辟廱”是四面如壁的教宫或明堂，这里引申为建筑雄伟，富丽堂皇；“烝”的本意是火气上行，这里引申为周武王领导的伐纣灭商事业兴旺发达。

周武王迁都镐京的第二年，他先返回毕邑祭扫周文王陵墓，祈求先祖保佑他能够取得伐纣灭商的胜利，然后在黄河渡口孟津召集四方诸侯举行盟会，共同订立讨伐商纣的盟誓，参会诸侯有八百之众，声势浩大，群情振奋。盟会结束后，周武王又率领各路诸侯举行渡河演习，舟船行至中流，一条白鱼跃出水面，跳入武王舟中，武王俯身取来祭祀鬼神。渡船抵达黄河对岸后，又见一道火光从天而降，击中武王船屋，然后化作一只赤鸟翩然飞去。在场的诸侯见此瑞兆，都激动地对周武王说：“纣可伐矣。”[]然而周武王故弄玄虚地说自己尚未得到上天诏令，暂且罢兵，还师回朝。周人擅长舆论战和心理战，诸侯盟会上人多眼杂，一件普通的事情都会被当作神奇的祥瑞征兆，而且越传越神奇，周武王身边的谋士正好利用这种祥瑞征兆来进行舆论宣传，提振士气。

周武王在孟津举行大规模的诸侯盟会和渡河演习，一方面是观察各路诸侯的态度，另一方面是试探商朝当政者的反应。然而商纣并未引起警觉，他仍然大举用兵征伐东夷，连年征战，耗资巨大，导致国力空虚，加之他生活奢靡，荒淫暴乱，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商朝王室核心成员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反复进谏，结果却遭受迫害，微子出逃，箕子佯疯，比干被杀。周武王得知这些消息后，认为伐纣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号令四方诸侯迅速集结，准备向商朝发起总攻。

二

孟津盟会之后不到两年（服丧三年期满），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正式向商朝发起总攻，他亲自统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引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商都朝歌进发。由于商朝主力军队远在东夷征战，所以诸侯联军一路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从孟津顺利渡过黄河。周武王在孟津渡口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誓师大会，他在誓词中严厉谴责了商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及“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等种种罪行，号令天下诸侯“同力度德，同德度义”，讨伐暴君商纣，这篇誓词被名为《泰誓》，分上、中、下三篇收录在《尚书》中[]。

诸侯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直抵商郊牧野（今河南省新乡市北），距商都朝歌仅有七十里。决战前夕，周武王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誓师大会，他自称“西土之人”，左手举着金色大斧，右手握着装饰牛尾的白色令旗，对各路诸侯发出“惟共行天之罚”的庄严誓言。这篇誓词名为《牧誓》，也被收录在《尚书》中。

周武王即位第十三年春二月（殷历正月）甲子日凌晨，即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西周利簋铭文也明确记载牧野之战的具体时间：“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战争开始之时，太公姜尚亲自指挥数百人组成的敢死队率先突入敌阵，周武王率领大军随后跟进，商朝军队战阵大乱，很快就溃不成军，死伤者无数，“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可见战况之惨烈。商纣见大势已去，只好跑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诗经·大雅·大明》中对牧野之战做出生动描述：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牧野广阔的战场上，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战车齐整，战马雄壮，太公尚父就像翱翔在空中的雄鹰一样威猛，协助武王指挥大军杀向敌阵，大败商军，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战争是残酷的，死伤是无辜的，然而有人为了美化周武王的圣德武功，刻意把武王伐纣说成“以至仁伐至不仁”，因此对史书中记载的“血流漂杵”提出质疑[]；也有人回避征伐战争的血腥和残酷，称周武王一战定胜负，“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当然，这些说辞并不能改变以暴制暴的战争性质，也不能掩盖血腥杀戮的历史真相。

牧野之战的最终结果是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一戎衣，天下大定”[]。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

从政治层面来分析，人心向背是胜负的关键。商纣昏庸无道，实施暴政，天怒人怨，民心尽失；周文王积善明德，推行仁政，民心归附，周武王奉行先王之道，敬天畏命，崇礼尚德，顺应民心，讨伐暴君，所以四方诸侯积极响应，听从号令。天下人团结一心，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周武王在誓师大会上反复强调：

受（商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11]。

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12]。

“臣三千”“乱臣十人”和“臣亿万”“亿兆夷人”相比，两者在人数上差距很大，但是在道义上却是人少的一方占据巨大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同心同德”基础上的。这里的“乱臣”，应训为治世之臣，《史记》等古代典籍中分别列出“乱臣”的具体名单，人物互有交叉，版本很多，很难一一落实，而且也没有意义。孔子也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通常认为“妇人”是指周文王的正妃太姒，也就是周武王的生母。妇人擅长阴柔之道，在伐纣灭商的复杂斗争中作用特殊，故而孔子特意强调。周武王在尊重故旧老臣的同时，敢于突破氏族传统的限制，用共同的政治理想来团结仁人志士，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虽有周亲，不如仁人。”[13]“予小子既获仁人”[14]“仁人”就是德才兼备的能人，他们在血缘关系上虽然与周部族异姓异宗，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却与周部族保持一致。周武王能够充分发挥这些人的才能和长处，所以他们能够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孔子对此评述道：“才难，不其然乎？”[15]得人才者得人助，得民心者得天助，这是周武王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经验。

从军事层面来分析，商纣确实犯有许多重大失误：一是他骄奢淫逸，放松警戒，任由周部族不断扩张，日益做大，最终导致局面难以控制；二是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连年兴师征伐东夷，导致国力衰退，军力空虚，等到周部族联军抵达郊外时，商军主力一时征调不回来，他只能临时把大批奴隶和东夷战俘武装起来，仓促应战，以至于前徒倒戈，兵败牧野，即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16]；三是他纵容奸佞，残害忠良，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不团结，甚至内部可能有出卖军事情报的内奸，最大的嫌疑是微子启；四是他战前狂妄自大，藐视对手，战时指挥不灵，信息混乱，各部之间无法形成呼应。如果把商纣的一个个偶然失误串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破人亡的必然结果。

周武王在牧野战场上大获全胜后，立即率兵追至鹿台，他在车上对商纣尸体连射三箭，然后下车亲手用金色战斧砍下商纣首级，悬挂在白色大旗之上，以警示天下暴虐者。

次日凌晨，周武王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数百名旌旗手担任开道先驱，叔振铎、周公旦、毕公等姬姓兄弟和散宜生、太颠、闳夭等谋士战将手持斧钺，担任护卫，前后簇拥。周武王威风凛凛地站立在战车上，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商都朝歌。商纣庶兄微子带领商朝官员主动感来请罪归降，他袒身裸背，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口中衔璧（以示不生），膝行而前，代表商朝王室表示臣服。周武王对他礼遇有加，亲自为他解除束缚，除去口中玉璧，当众把棺材烧了，让他回到领地去继续当一方诸侯。

三

周武王伐纣克商成功后，在如何处置殷商贵族和遗民问题上，周部族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太公姜尚主张“咸刘厥敌，靡使有余”，就是把他们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召公奭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就是对他们要区别对待，惩恶扬善；周公旦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就是采取怀柔感化、分化利用的策略[17]。周武王最终采纳了周公的建议，维持殷商遗民原有的氏族组织，保留殷商贵族享有的身份待遇，让商纣之子武庚统领他们继续居住在原住地，“反商政，政由旧”[18]，另派管叔鲜、蔡叔度领兵就近监视，又让南宫括把囤积在鹿台、钜桥库府中的财物和谷粟分发给老百姓，赈贫扶弱，笼络人心。对于受到商纣迫害的几位忠臣，周武王也做出特别安排，命闳夭为比干墓加堆封土，以示尊崇；命毕公把被囚的箕子和无辜百姓解救出来，恢复自由；路过商朝贤人商容居住的闾里时扶轼致礼，表达敬意。对于助纣为虐的几个奸臣，他则绝不手软，果断诛杀，以儆效尤，“王手禽费中、恶来”[19]，“武王亲射恶来之口”[20]。

褒善诛恶都是表面文章，掠夺宝物才是最真实的。周武王攻入商纣王宫后，下令南宫括、史佚等亲信把宫中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然后将王宫付之一炬。在抢劫的各种宝物中，最尊贵的是当年夏禹召开涂山大会时用天下诸侯献金铸造的九尊大鼎，这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占有九尊大鼎，就意味着拥有一统天下的至高权力。周武王用武力夺取政权，必然会招致各种非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哀伯就批评道：“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21]所谓“义士”，是指伯夷、叔齐之类殷商遗臣，他们虽然反对商纣暴政，但是对周武王发起血腥战争也表示强烈愤慨，他们甚至用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偏激方式来表达抗争。

攻占商都朝歌两个月后（四月），月亮刚开始发光的那一天（生明），周武王率师返回周文王的发祥地丰邑，在祖庙中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他报告了伐纣灭商的战果，告慰祖先神灵。后来史祝之官把周武王的祝词整理出来，命名为《武成》，就是武王伐纣成功的意思，这篇祝词收录在《尚书》中。

周武王从丰邑回到镐京后，正式建立周朝，大封天下诸侯和功臣谋士：封神农氏之后于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奉祀先祖；封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奉祀先祖；封唐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市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奉祀先祖；封虞舜之后于陈（今河南省东部地区），奉祀先祖；封夏后氏于杞（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奉祀先祖；封太公姜尚于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立国为齐；封胞弟周公旦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区），立国为鲁；封召公奭于燕（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立国为燕；封胞弟叔鲜于管（今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立国为管；封胞弟叔度于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立国为蔡，其余人按功绩大小皆有封赏[22]。

周朝建立后，天下诸侯纷纷归顺，根据史书记载，当时臣服周朝的诸侯方国多达六百五十二个，不过也有少数异族部落是用武力征服的[23]。周朝当时的统治区域也比商朝扩大数倍，周武王曾炫耀道：“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奥詹洛、伊，毋远天室。”[24]意思就是，周土幅员辽阔，几乎远达天边。春秋时期周王的特使詹桓伯把周朝疆域分为“西土”“东土”“南土”“北土”。“西土”是宗周和河东等地；“东土”是商朝京畿地区及其附属方国；“南土”和“北土”是由中原向南北延伸，南达江南和四川，北及燕山和辽海[25]。此外，周朝的政治影响力延伸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东到白山黑水，西至甘青陇蜀，南达吴越湘赣。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经常会独自到郊外高阜之处向东遥望商朝旧都，由此而陷入沉思，以至于夜不能寐。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周人可以用武力推翻商朝，那么其他人不是也可以用武力来推翻周朝吗？如何才能避免商朝亡国的悲剧重演，永保周部族子孙后代为天下至尊呢？他为此专门去拜访了商朝智者箕子，向他请教帝王治理天下之道，他们的谈话内容被整理成文，收录在《尚书》中，篇名为《洪范》。经过认真思考，周武王逐渐认识到血腥战争给天下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于是他决定罢兵休武，兴农布教，用仁德来治理天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偃旗息鼓，甲兵藏于库府，以昭告天下永不言战。后人对于周武王弃武崇德的仁智之举称颂不已：

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26]。

武王已战之后，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马放之历山，终身弗乘也[27]。

马放华山之阳，示不复乘也。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复服也。车甲衅而藏之于库府，示不复用也。于是废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后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28]。

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是不能治理天下，所以周武王需要找到治国理政的新方法，箕子提出的“洪范九畴”让他获得很多启示，尤其是“三德”中的“柔克”，即“沈潜刚克，高明柔克”[29]，促使他决心放弃武力，改用文治。

周武王在位共十三年，他在建立周朝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太子诵因尚未成年，代立为王，周公旦坐朝辅政。周武王去世后葬在毕邑郊外周文王的陵墓之侧（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崔家村南），两陵毗邻，陵墓上有堆土，状如山丘。陵上草木丛生，四周绿野延绵。陵墓前有一通石碑，是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祭殿里保存着历代碑石，大多是祭告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