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周文王，姬姓，名昌，周部族首领古公覃父（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谥号为文，取其“经天纬地”之义[]，故史称周文王，又称周侯、西伯、姬伯等，商朝末年周部族首领，他在位期间为建立周朝奠定了基础，所以历史上普遍认为他是周朝真正的缔造者。

 

一

 

周部族原本是商朝统治下的一个古老邦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商朝末年，周部族在古公覃父的带领下，举族迁居到岐山之阳（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周人在这里扩大农业生产，建造宫室城邑，人口越来越众，逐渐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盛方国。季历任部族首领期间，先后攻伐西部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等部落，控制区域越来越大，因而引起商朝统治者的警觉，商王武丁曾亲自率师征讨，后来商王文丁又借故杀害季历。季历被杀害后，其子姬昌继任周部族首领，这是古公覃父和泰伯、仲雍、季历等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实现周部族的兴盛，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主动避位，远走他乡。

周文王出生在岐山之阳（周原），故而古代典籍中说：“周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这里的“西夷之人”带有地域歧视的意味，因为周部族长期与西戎杂处，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形态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周文王出生时就有圣瑞，他自幼就很懂事，对长辈很尊重，对族人很友善。继位之后，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商王，但是此时商朝的统治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他不能轻举妄动，继续称臣于商，并利用商王授予西伯征讨西北各部族的特权，发动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先后率师征服密须（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西）、阮（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北）等西北地区的小方国，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加强了西北方向的防御，巩固了周部族的后方。《诗经·大雅·皇矣》对此做出生动描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周文王虽然以商王的名义征讨密须、阮、共等小方国，但是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对于天下”，也就是说，他已经在暗中为克商兴周的事业进行积极准备，所以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稳固西部防御之后，周文王开始把力量转向东方，他先在渭泾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省咸阳市和西安市附近的渭水南北岸），然后逐步向渭北平原东部扩张，渡过渭水，与崇国形成对决之势。崇国（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是商朝西部的重要同盟，崇侯虎则是商纣的同姓亲信，他一直与周部族为敌，多次在商纣王面前诬告周文王积善累德，笼络人心，意图谋反。商纣王听信了谗言，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

周文王被囚禁期间，花了很多时间认真研究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八卦，他把伏羲氏发明的八卦两两相重，演绎成六十四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周文王在完成“重卦”之后，又为六十四卦分别取了具有特殊含义的卦名，这样每一卦不仅包含了丰富多彩的自然之“象”，也蕴含了许多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深奥道理。与此同时，他又集中思考了许多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问题，他从商纣暴政中看到了商王朝必然灭亡和周部族必然兴盛的历史趋势，但是由盛而衰或由弱变强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人们只能顺应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保持耐心，不能违背规律，操之过急。周文王在推演八卦的过程中，从阴阳变化中领悟到万事万物都是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关系，他由此找到了治理天下的正确方法，“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周文王被囚禁羑里七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此以后思想更成熟，目标也更明确。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毕邑后不久，就联合众多诸侯方国对崇国发起进攻，战争异常激烈，周部族联军向崇国国都发起猛烈攻击，崇国守军则依仗城高墙厚，闭门死守。《诗经·大雅·皇矣》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攻城战役的激烈战况：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

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周部族联军士气旺盛，所向披靡，他们用临车、冲车向敌方发起猛烈冲击，用钩梯、戈刀等兵器攻城杀敌，斩获的首级堆满筐，捕获的战俘连成串，联军大获全胜，一举剿灭崇国，顺利清除了周部族向东发展的一大障碍。

周文王剿灭崇国后，控制了渭河平原的全部土地。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征调大批战俘在沣水西岸建造了新都城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以此作为与商王朝对峙的西部中心。周边诸侯方国因不堪忍受商纣暴政，纷纷反叛，归附于周文王。此后，周文王又主动出击，从河东地区向河南、河内地区发展，发兵伐邗（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继而攻克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直逼殷都朝歌。

周部族迁都丰邑后，由于周文王明德重善，正直公允，在诸侯国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国与国之间的许多争端纠纷都要请他做出裁决，各国诸侯纷纷传言道：“西伯盖受命之君。”[]意思就是，周文王是真正受命于天的王者。此后不久，周文王便正式称王，并公开打出伐纣灭商的旗号，天下诸侯积极响应，伐纣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周文王仍然隐忍不发，他认为发起反叛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继续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修德行善，团结诸侯，笼络人心，积蓄力量。

周文王称王十年后病逝于丰邑，享年九十七岁，后还葬于毕邑郊外的凤凰山南麓（今陕西省咸阳市北5公里的周陵乡崔家村南），其子姬发继位为王，是为周武王。

周文王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克商兴周大业，但是他在周部族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孔子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季历）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意思就是，周文王继承了周太王、王季克商兴周的遗志，苦心经营几十年后，为克商兴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后再由儿子姬发把事业继承下去，最终完成争权更迭，他对于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二

 

周文王担任部族首领长达五十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他从中年受命兴周到老年寿终正寝，带领周部族不断从弱小走向强大，其间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也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领导能力。

周文王是一位有远见、敢作为的领袖人物，他在位期间学习和借鉴了上古帝王的成功经验，勤勉施政，积极有为，在为政实践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施政措施，儒家学派将这些政治遗产概括为“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简单梳理一下，“文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周文王坚持遵行中道、顺时而动的原则。

商朝末年，商王昏庸无道，残害百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商朝统治毕竟维持了数百年，统治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四方诸侯大多听命于商王。周文王虽然与商朝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但是此时他必须克制忍让，保持冷静。周文王继位以后，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朝，服从商王的命令，履行附属国的义务，暗地里却在“积善累德”，四处联络诸侯方国，不断发展壮大反叛力量，耐心等待发起决战的最佳时机。

周部族不断对外扩张，势力日益增强，已经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但是周文仍然保持克制，称臣于商，“以服事殷”[]。事实证明，周文王对于形势的研判是正确的，周部族虽然在力量对比上占优，但是在人心向背上却处于劣势，当时许多诸侯方国对于伐纣灭商仍然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与周文王未必同心同德，如果贸然发起反叛，必然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甚至有灭族之灾，所以周文王继续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耐心等待时机。春秋时期晋国政卿韩献子对此评述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11]“知时”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重要素质，也是一招制胜的关键所在。

经历了羑里七年囚禁之后，周文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周部族经过几代先王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已经把克商建周事业推向最后胜利，但是此时特别需要保持清醒，忍辱负重，不能急于求成，功亏一篑。

周文王从上古帝王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领悟到遵行中道的特别功效。所谓“中道”，就是执中之道（中庸），要求做任何事情都应保持“中”与“和”的最佳状态：既不消极懈怠，也不偏激冒险；既不无所作为，也不急于求成。周文王不仅用“中道”理顺了周部族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也以此平衡了周部族与商王朝以及各个诸侯方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道”是周文王的政治智慧，也是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所以他在临终之前特意把太子发叫到面前，给他讲述了两个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事例：一个是虞舜求取中道，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权衡各方诉求，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施政效果，“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另一个是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他与河伯合作，运用“假中”的手段诛杀了有易之君绵臣，报了杀父之仇，“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周文王运用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经验告诫太子发为政一定要遵行中道，权衡利弊得失，协调各方关系，避免发生极端行为，“今汝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12]。

儒家学派继承了周文王的中道思想，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之发展成为“中庸”思想。孔门师生对于中道（“中庸”）的政治功效是十分推崇的：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13]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4]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5]。

 

周文王提出的中道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儒学后人将其提升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哲学高度，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在经济方面，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努力发展经济。

周部族在历史上一直以农耕为主，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早在夏禹时代，其部族首领后稷就曾受命担任掌管农业生产的职官，指导各个氏族部落开展农业生产，故而他被誉为中华农耕始祖。周先祖公刘自邰迁豳之后，大力开垦农田，储积粮食，“笃公刘，匪居非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橐”[16]。周文王继承了后稷、公刘等先祖重视农业生产的优良传统，亲自带领部族民众垦荒种地，播种谷物，《尚书·无逸》：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惶暇食，用咸和万民。

 

“康功田功”泛指农事，“小民”是指在大田里劳作的农民。周文王每年耕种时节都要到大田里去指导和督促农业生产，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为了保障“小民”的劳动权益，他还实行“耕者九一”的赋税制度，这是一种九分抽一的较低税率，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小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周文王还主张实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劳动制度，每年农闲时节，周文王都会让农民适当休调，鼓励他们参加蜡祭之类的狂欢活动，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孔子称赞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7]

殷商时期，劳动力（“小民”）在劳动关系中属于氏族贵族（“君子”）的私有财产，也是氏族贵族争夺的重要资源。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的秩序，周文王颁布了“有亡荒阅”[18]、“罪人不孥”[19]等法令，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控制。“有亡荒阅”是对那些从大田里逃亡的种族奴隶（“有亡”）进行大规模搜捕，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收留或藏匿，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劳动力流失。“罪人不孥”就是不得把罪犯家属连坐为奴，这样可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此外，周文王在促进商贸流通和发展渔猎事业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20]“关市讥而不征”是对商贸实行免税通关的政策；“泽梁无禁”则是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到河流湖泊中去捕鱼；“文王之囿”是周文王专用的狩猎场，周文王允许普通人都可以去砍柴打猎，与民共享。发展商贸流通，加强了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鼓励渔猎事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改善人民生活。

在周文王的带领下，周部族各项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富庶，部族和谐安宁，都邑规模越来越大，城中建筑规整，道路宽敞，人丁兴旺，热闹非凡。《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歌颂道：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

四方攸同，王后维翰。

王后烝哉！

 

“丰”是周部族都城丰邑，“垣”是高耸的城墙，周文王迁都丰邑后，这里迅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最繁华的都邑，其意义堪比先祖后稷初封于邰，公刘去邰迁豳，太王自豳迁岐。

三、在用人方面，周文王招贤纳士，人才济济。

周文王志存高远，思维缜密，为了实现克商建周的宏伟目标，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四处网罗人才，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经世之才，《诗经·大雅》诸篇中多有称颂：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21]。

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后，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22]。

济济辟王，左右趣之[23]。

 

“多士”是指那些才能出众的贤达之士，他们效忠于周，周文王对他们非常信任，委以重任，他们在克商建周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疏附”“先后”“本奏”“御侮”是帝舜当政时期的四位重臣，统称为“四邻”，他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不可或缺，帝舜对他们非常尊重，即所谓“钦四邻”[24]。周文王继承了上古帝王“钦四邻”的成功经验，也聘请了四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四邻”：由散宜生担任“疏附（胥附）”，主要负责协调周部族内部关系，增强族众的凝聚力；由南宫括担任“先后”，主要负责处理周文王日常事务，让周文王形象深入人心，更具有号召力；由闳夭担任“本奏（奔辏）”，主要负责协调周部族与其他部族的关系，扩大周部族的对外影响力；由太颠担任“御辱”，主要负责保护周文王的安全和声誉，如果有人胆敢冒犯王者权威，他立即拔刀相向，绝不含糊[25]。这几位重臣全心全意辅佐周文王，为克商建周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周文王广纳贤才的远见和魄力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天下之大老”闻风而动，趋之若鹜。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叔齐隐居在北海之滨，听说周文王礼贤下士，善养老者，于是就跑到丰邑去投奔周文王了。孟子后来感慨道：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26]。

 

伯夷、叔齐是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避世高人，他们主动投奔周文王，必将带动更多贤达名流加入周部族讨伐商纣的阵营。

太公姜尚也是一位济世奇才，但是却遭商纣弃用，隐居东海之滨多年，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齿堕”的老者，每天只能在河边钓鱼打发时间，周文王闻知其贤能，亲自去寻访他，请他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姜尚后来受聘于周，被周文王尊为太师，他为周文王研判形势，出谋划策，在创建周朝和征讨东夷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荀子后来评述道：

 

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姜尚）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27]。

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28]。

 

值得注意的是，伯夷、叔齐和姜尚等人都不是姬姓，与周部族也没有血缘关系，周文王能够打破宗族、氏族等狭隘观念的限制，以共同的政治理念来团结所有人，举天下英才而用之，因而赢得天下诸侯的信任和拥戴。

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周文王宣扬自己受命于天，控制了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商朝末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意识是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天命是主宰人世的神秘力量，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商纣以为自己有天命护佑，于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曾扬言道：“吾有民有命。”[29]

周文王意识到，要从商纣手中夺取统治权，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先夺取天命权，于是他四处宣扬“受命作周”的天命观念，以此来证明自己一统天下的合法地位，《诗经·大雅》诸篇中就有大量歌颂周文王受命于天的诗句：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30]。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31]。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32]。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33]。

 

周文王在宣扬“受命作周”的同时，还在都城丰邑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宗教殿堂，定期举行祭祀天神和祖先的仪式，祭祀场面隆重，贡品丰盛，参与者举止庄重，神情肃穆：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34]。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35]。

 

为了论证“受命作周”的合理性，周文王又对传统的天命观做出修正，将“德”的观念纳入其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新观念，并付诸实践。也就是说，上天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根据人间善恶来实施赏罚的。商纣秽德，自然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周文王懿德，必然会得到上天的庇佑。

周文王大张旗鼓地宣扬“受命作周”的天命观念，用以德配天的天人互动来替代君权神授的腐朽观念，目的就是为伐纣灭商进行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从而来占据道德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与商纣“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形成了鲜明对比[36]。

 

三

 

在与商纣的政治对决中，周文王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就在于他能够“积善累德”[37]，所以孟子说他是“以德行仁者”[38]。周文王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王者，他为人善良，宽厚仁慈，厚生好德，能够团结各方人士，后人对他的称颂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富。厥德不回，以受方国[39]。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辱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40]。

《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41]

 

周文王敬天畏神，修身明德，处事谨慎，这是他能够赢得民众信任的重要因素。关于“明德”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概括为“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等九个方面，统称为“九德”，其中既有对于个人修养的内在要求，也有对于仪容方面的外化要求。

周文王明德重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爱民生，济贫纾困。

周文王在治理岐邑期间，为了解决部族中绝对贫困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养民惠民的政策，济贫纾困，保障民生：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42]。

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饱。不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43]。

文王问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44]。

 

周文王把鳏寡孤独作为优先救助人群，不仅平时开仓赈济，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建立了“制其田里，教之树畜”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都是实在有效的，对于消除贫困、提振民心、团结部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文王在位第八年，当年六月，他因病卧床多日不愈，都城内突然发生地震，地震范围不出四郊，百官群臣建议他发动民众，征调劳力，加固城墙，这样就可以移除灾祸。但是他认为地震灾祸是因为自己修德不勤而引起的，如果征用民力来加固城墙，这样不仅不能移除灾祸，反而会劳民伤财，加重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遍赏君臣，礼贤下士，交好诸侯，不久病就痊愈了[45]。遇到问题先从自身查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或负担转嫁给老百姓，更不能祸害百姓，这就是关爱民生的具体体现。

二、慎用诛伐，以德服人。

周文王继位第三年，几个与周部族相邻的诸侯方国相互攻伐，严重影响百姓生活。战乱爆发的起因是国力稍强的密须国侵犯阮、共两个小国。周文王主动出面调停，晓之以理，申之以义，劝导各国要和睦相处，友善相待，然而密须氏蛮横无理，气焰嚣张，竟然对周部族发起挑衅。周文王为了援救弱小，维持正义，立即决定发兵征讨密须国。密须国民众听说周文王是一位明德之君，他们不愿意与周部族为敌，于是就把密须国君捆绑起来，带到周文王面前来听由处置[46]。后来密须、阮、共三国都并入周部族联盟。周文王以德服人，一举解除了伐纣灭商的后顾之忧。

崇国是阻挡周文王向东扩张的一道重要屏障，崇侯虎又是效忠商纣的死党，他为人狡诈贪婪，凶狠残暴，是一个“德乱”之人[47]。周文王决定用武力来清除这一障碍，他在出征之前历数了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等多项罪行，并声称自己兴师征讨的目的是“唯为民”，从而占据了道德和道义的制高点[48]。

周部族大军抵达崇都城外后，便发起猛烈进攻，然而崇都城高墙厚，守城将士非常顽强，周军久攻不下，双方对峙三月有余，死伤惨重。周文王此时心急如焚，经过仔细思考，他认为应该先用仁德来瓦解守城将士的军心，于是向攻城大军下达了“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的禁令[49]。崇国守城将士得知周文王颁布了“五毋”的禁令后都被感动了，他们纷纷弃戈投降，崇都后来不攻自破[50]。

用武力无法解决的问题，用仁德就能轻而易举地化解，这让周文王再一次感受到仁德的力量，进而坚定了他明德布仁的决心。

三、弘扬仁德精神，化解矛盾纠纷。

商朝末年，散居在各地的氏族部族（诸侯方国）数以千计[51]，他们经常因为土地边界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动辄诉诸武力。虞（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东北）、芮（今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是河东地区的两个小方国，两国因土地划分发生矛盾纠纷，他们听说周文王明德公正，就去找他裁决。两国君主进入周部族控制的区域后，发现这里的人都很友善，相互谦让，普通平民没有人争着当士大夫，士大夫也没有人争着当公卿贵族，而诸侯国君则让位于天下。见此情境，他们深有感触，与周人相比，自己争夺土地的行为实在太可耻了，他们根本没脸去见周文王，于是就悄悄回去了。返回之后，两国主动让出地界，这块空地一直闲置着，谁也不去占用，此后两国也没有再发生矛盾纠纷[52]。后人假借孔子之口赞颂道：“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53]

周文王用仁德精神感化了虞、芮两国国君，成功化解了争地的矛盾纠纷。天下诸侯听说此事后，纷纷归顺于周，周部族的势力迅速壮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在与商王朝的对决中逐渐占据主动。《诗经·大雅·緜》中歌颂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意思就是，周文王用仁德精神激发了虞、芮国君的善良本性。

 

孔子对周文王非常崇拜，“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4]。春秋乱世，礼制崩坏，世道衰微，孔子为了拯救危世，积极倡导复兴西周礼制秩序，并以“文武之道”的传承者自居，所以他在遭到匡人围攻时能够充满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5]“文”（“斯文”）主要是指周朝先圣立国时创建礼乐宪章制度，这是周文王重要的政治遗产。孔子认为自己承载着复兴“斯文”的神圣使命，就有责任和义务把周文王的政治遗产传承下去，让后人（“后死者”）闻之用之，发扬光大。而且孔子坚信，周文王受命于天，他也应该受到天命的佑护，“匡人其如予何”！通过这样的逻辑联系，孔子把个人生死与“斯文”“天”等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