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篇》：“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子张篇》：“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参，姒姓，曾氏，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故城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九十里），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门后期弟子之一。曾参是夏朝王室后裔，其先祖是夏王少康之少子曲烈，受封于鄫（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遂于此立国，传续数代。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鄫国为莒人所灭，鄫太子巫取消国号，改姓氏为曾，居于南武城[]。鄫太子巫是鲁国曾氏的始祖，曾氏失国以后，后世先后在鲁国“三桓”贵族手下任职，曾参的曾祖曾夭当过季氏宰，祖父曾阜当过叔孙氏家臣[]，其父曾点（蒧）则投在孔子门下，为受业身通者之一。由此可见，曾参拥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身世，只因历史变故而沦为平民，这种人生经历与孔子颇为相似，因此他在情感上与孔子比较容易形成共鸣。

曾氏一族延续到曾参这代人已经家道中落，一家人原本住在泰山之下，后迁居南武城，以农耕为主，生活十分艰苦，“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尽管生活艰难，但是曾参依然坚守没落贵族的尊严与立场，清高孤傲，甘守清贫，他宁愿自己穿着破衣服下地耕田，也不愿意接受别人施舍。鲁国国君知道他生活窘迫的处境后，特意派使者去看望他，并打算赐与他一座食邑，帮助曾氏解除衣食之忧，但是他坚决推辞不受，他对使者解释道：“吾闻受人施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吾岂能勿畏乎？”[]意思就是，接受别人的施舍，就会受制于人，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这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人格独立，也就不能成全孝道。

曾参性情清高孤傲，为人刻板固执，不媚流俗，不善变通，所以《论语》中说“参也鲁”[]，“鲁”是指性情迟钝。关于曾参清高孤傲的秉性，《韩非子·说林下》中记载了一件事情：曾参居卫期间，卫将军文子去拜访他，文子在卫国是很有权势的公室贵族，孔门弟子子贡、子游等人与他都过从甚密，然而曾参对他却不买账，依然我行我素，文子来时他不起身迎接，端坐在坐席的尊位上一动不动。文子的侍从后来愤愤不平地对人说，像曾参这样的臭脾气，他能活到今天真是命大福大！关于曾参刻板固执的秉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也记载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曾参的妻子到集市去购物，儿子哭哭啼啼地闹着要跟去，妻子随口对儿子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后杀猪给你吃肉。”妻子从集市回来后，曾参准备杀猪给儿子吃肉，妻子立即劝阻道：“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骗骗小孩子的。”曾参却一本正经说：“小孩子是不可以随口骗骗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父母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现在你教他欺骗，他就和你学欺骗。父母从小欺骗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后就不会相信父母了，所以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说完，他果真把猪宰杀了给儿子吃肉。这则故事虽然有点儿夸张，但却真实地表现了曾参“鲁”的个性。此类故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

在政事方面，曾参不像子路、冉有等弟子那样热衷，在《论语》中，许多弟子不论出仕与否，都曾向孔子请教过政事问题，唯有曾参绝口不提，说明他对出仕为官没有兴趣。曾参之所以淡薄名利场，与他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古鄫国的亡国变故并不久远，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在他的心里形成了巨大阴影，所以他对于出仕为官问题看得比较透彻，始终能保持清醒头脑，不愿意与道不同者为伍。他说：“入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曾参认为，出仕为官必须与共事的群臣和卿大夫同声同气，不仅政治理念要保持一致，道德水准也要大致相同，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如果出仕为官仅仅是为了获取奉禄，那还不如回家耕读诗书，研修儒学，自得其乐。

根据各类典籍记载，曾参一生曾有无数出仕为官的机会，齐国聘以国相，楚国聘以令尹，晋国聘以上卿，但是都被他回绝了[]，原因是政治理念不合。后人对此评述道：“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天子不能臣，诸侯不得友。”[]“义不合则辞上卿。”[]这种保全自我独立的气节和操守是令人敬佩的。

在政事科目中，曾参对刑狱问题颇有研究，据《孔丛子·刑论》中记载，他曾专门向孔子请教听狱之术，孔子向他传授了三条重要法则（大法）：“宽”、“察”、“义”。后来他把弟子阳肤推荐到鲁国孟孙氏手下当士师（主掌典狱），阳肤就任之前来向他请教，他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11]意思就是，百姓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当权者施政失当，他们没有认真履行教化民众的义务，导致民心涣散，所以典狱官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心怀怜悯，切莫冷漠无情，自以为是。

在德行方面，曾参既是理性的思考者，又是修身的践行者，他能够自觉遵从礼制，严于律己，排除干扰，勤于修身，各个方面表现都很优异。首先，他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强调个人修身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构建了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伦理政治体系。他强调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2]其次，他强调修身必须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他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13]又说：“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14]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必须知荣辱羞耻，明是非得失，这样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修德决心。再次，他在修身方法上强调君子修德从善必须慎独，他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15]意思就是，一人独处之时正是修身立德的关键之处，必须诚心诚意，慎之又慎，才能有所进步。最后，他非常重视日常的言行规范对于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他病重期间，语重心长地对鲁国孟孙氏宗主孟敬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16]“容貌”、“颜色”、“辞气”都是人际交往中的行为细节，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不符合礼制规范，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修身立德。

曾参在德行方面慎于内而形于外，表现了有德君子的风范，故而赢得同门的尊重，子路认为他是一位“能恬贫穷”的士人典范[17]，子贡在向卫将军文子介绍孔门弟子德行时则对他做出高度评价：“满而不盈，实而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王难之。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对他也是赞不绝口，并做出全面评价：“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18]这些评价足以说明他在道德修养方面已经达到“先王难之”的至高境界。

在儒学方面，曾参取得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常随其父曾皙诵读《诗》、《书》。十七岁时（公元前498年）他就投到孔子门下研修儒学，后来又跟随孔子周游陈、蔡、卫等国[19]，亲身经历了各种冷遇和磨难，这与他产生厌世情绪有很大关系。他师从孔子研修儒学期间，勤学苦修，学业精进，孔子对他格外器重，在内室之中独自向他传授了“吾道”（“夫子之道”），这种私相授受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故而后人认为曾参是继承孔子衣钵的正宗传人。根据孔子描述，“吾道”构成的重要特征是“一以贯之”，“一”是儒学核心思想，“贯”是思想体系的构成形式。曾参后来对门人弟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0]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即“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忠恕”则是“仁”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属于为仁之道的内容。从字面上来理解，“忠”是指与人谋事要勤勉认真，尽心竭力，体现了“仁”的有为精神；“恕”是指与人相处要推己及人，宽容大度，体现了“仁”的自省精神。

曾参受教一贯之道于孔子以后，他潜心研习，反复揣悟，加强自省，努力修德，且多有心得，有些言论被收录在《论语》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1]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2]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23]

“仁”是士人修身立德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意志坚定，不畏艰难，拥有心系天下的胸襟与勇气。在求仁方法上，要发扬自我反省的精神，“忠”、“信”、“习”是君子修身求仁每天必须反省的内容，三者分别代表了为政之道（“为人谋”）、为人之道（“与朋友交”）和为学之道（“传”）的道德规范和修身要求，一个人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坚持日日反省，做到“不忧不惧”[24]，那么就能“求仁而得仁”了[25]。此外，“仁”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修身求仁还应该在与众多贤友相处之中来不断提升自己，即所谓“里仁为美”[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都被冠以“曾子曰”的名头，说明他在孔门之中身份特殊，受人尊重。

孔子自卫返鲁后不久，曾参便离开孔门，回到南武城家中奉养父母，以尽孝道。武城大夫聘他为宾师，这是一个无需入官而受人尊敬的闲职，如同孔子受聘为“国老”一样。从此以后，他便在武城之中设教授徒，传授儒学，培养出孔伋（子思）、乐正子春、公明宣、公明仪、公明高、阳肤、沈犹行、单居离、吴起、子襄等一大批杰出弟子。值得一提的是，孔伋是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孔子临终托孤，让他拜在曾参门下修学。曾参意识到责任重大，他勉励自己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27]孔伋在曾参的悉心教导下，学业优秀，出类拔萃，不仅开创了“子思之儒”，在传承儒家思想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临终托孤于曾参，成为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设教授徒的同时，曾参还潜心研究儒学，著书立说，对于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孔子去世后，他与子游、子夏、子张等人共同发起了《论语》编撰工作。众弟子在孔门墓前结庐守孝三年结束后，他又带领门人承担起《论语》的统稿和编次工作，故而他在《论语》中均以“曾子”的名义出现，有些言论被编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包括孔子单独授之以“一贯之道”的内容，这些都是其门人刻意安排的。必须承认，《论语》最终能够得以成书，流传千年，曾参居功至伟。

关于曾参在儒学传承的地位，宋儒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礼记·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言之，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礼记·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28]，因此他把《大学》《中庸》两篇单独从《礼记》中抽离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起来，并称《四书》，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孔子经曾参、子思再传至孟子的儒学道统，而曾参则是这个儒学道统中的重要一环。

曾参在儒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继承了孔子的孝道，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曾参本性至孝，能够孝事父母，“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29]，“修孝寡欲如曾、史”[30]。曾参侍奉父亲曾皙吃饭，每餐必备酒肉，撤席时他会问清楚剩下的饭菜给谁，如果曾皙问他饭菜是否有剩余，他一定会说“有”，所以孟子称赞他道：“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可也。”[31]曾皙对曾参管教很严厉，有一次曾参在瓜里锄草，误将瓜根锄断，结果被曾皙打得昏死过去。曾参苏醒过来后，担心父亲因生气而伤害身体，就回到自己的屋里又弹琴又唱歌，这样就可以让父亲知道自己身体没有受伤，不必为他担心[32]。曾参的母亲心地善良，勤劳持家，她对曾参非常慈爱，当时有一个和曾参同名的人在邑中杀了人，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但是她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杀人[33]。曾参对母亲也非常孝顺，他能与母亲心意相通，隔空感应，母亲在家中用右手紧扼左臂，在山上砍柴的曾参马上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左臂疼痛，他知道母亲在召唤自己，于是立即赶回家去问候母亲[34]。曾参生母去世后，曾皙再娶，后母对曾参“遇之无恩”，然而曾参孝敬后母如同生母，他的妻子侍奉后母吃饭时藜羹没有蒸熟，他竟然把妻子休了，从此以后不再娶妻[35]。有一段时间，曾参为了奉养双亲，不得不到莒国去当一个小官吏，年俸只有粟三秉（约合四十八石），但是他并不在意[36]。此类故事在古代典籍中有很多，也很感人。

孔子见曾参能修身立德，孝事父母，孝名远扬，于是就向他系统传授了儒学孝道。曾参则把孔子的讲授内容记录整理为《孝经》，所以后人多认为《孝经》出自曾参之手：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37]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38]

孔子云：“《春秋》属商，《孝经》属参。”[39]

古本《孝经》有十八篇，今已亡佚，不过许多内容保存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礼记》中有《曾子问》一篇，专门记载了曾参向孔子请教各类问题的言论，《檀弓》、《礼器》、《杂记》等篇中也载有曾参的许多言论。《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十篇》，集中记述了曾参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此外，在各类古代典籍中也记载了曾参有关孝的许多言论，他对于孝的道德意义以及社会功效都做出了精辟阐述。

曾参在弘扬儒家孝道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贵生的观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40]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41]

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42]

曾参认为，人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去世后理应完好无损还给父母，自己是没有权利作践生命的，这才是孝敬父母的真正意义，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做登高临渊之类的冒险事情，不能让自己的毛发有丝毫损伤。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规避，保全生命是第一位的。曾参居住在南武城时，遇有越人入侵，他在第一时间就带领家人逃出城去避乱了。越人退去后，他又心安理得回到城里，因为他认为保全性命比什么都重要[43]。

曾参一生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唯恐做错事，不敢冒风险，所以才得以寿终正寝。他病重卧床之时，把门人弟子召集到身边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44]意思就是，你们看我的脚完好无损，再看我的手也完好无损，身体肌肤都没有受到损伤，这因为我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才得以保全性命，成全孝道。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临终之际，突然发现自己身下垫的席子是鲁国公室贵族季孙氏赐予他的，这种睡席华美而光滑，平时只有贵族大夫才有资格使用，士人不得使用，否则有违礼制，于是他让儿子曾元、曾申立即把睡席换掉，大家都劝他等到明天天明时再换，可是他不同意，结果没等睡席换好他就被折腾死了[45]，终年七十岁。

曾参从事研修儒学和设教授徒活动长达六十多年，儒学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成绩都很优异，但是他却没有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的名单，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因此历代学者对此多有疑惑，并分别从不同角度做出种种分析和推测，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十哲无曾”就成为儒学史上的一桩千古公案。

曾参在儒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孔门之中的权威地位，虽然他后期与孔门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但是他对于孔门的许多重大事项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孔子去世三年后，子夏、子张、子游等弟子曾打算推举有若担任孔门新的主事人，由于曾参坚决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46]。

后世对曾参非常尊崇，他不仅被尊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还把他与孔子、颜子、子思、孟子并称为五大圣人；唐开元年间他被追封为郕伯；宋大中、祥符年间又被加封为武城侯；明嘉靖年间改称为宗圣曾子，名列十哲之后，配祀孔子。曾参墓（宗圣墓）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村东，现为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