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姬姓，国氏，名侨，字子产（子美），春秋时期郑国公室贵族，郑穆公之孙，郑司马子国之子，郑简公、定公时期担任郑国执政国卿。

子产在政治上崇尚礼治主义，他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①]在为政实践中，他主张实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为政策略[②]，“宽”是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的礼治，“猛”则是以刑罚威慑为基础的法治，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为政风格上，他开明务实，关爱民生，不毁乡校就是他关爱民生的典型事例。

乡校是古代设立在乡一级的教育机构[③]，乡民在空闲的时候聚集于此，接受教育，有时有人也会利用这个公共场所散布一些对执政者不利的诽谤言论，因此郑国大夫然明向子产建议道：“应该立即取缔这些乡校，禁止谤言。”

子产说：“为什么要关停乡校呢？乡民早晚闲暇时可以到乡校来游习讲学，议论国政是非得失，执政者正好则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民情民意。如果乡民们对现行的施政措施表示满意，我们就继续推行；如果乡民表示反对，我们就认真研究，主动改进。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校就是为政者的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取缔呢？我听说，虚心接受善意的批评意见才能平息怨恨情绪，用强制手段禁止人们发表意见就会加深怨恨，得不偿失。乡民心中的怨恨情绪就像不断上涨的河水一样，如果不及时加以疏导，怨恨情绪日积月累，越积越多，一旦爆发，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必将造成巨大损失！如果允许乡民平时在乡校自由发表反对意见，宣泄心中的怨恨情绪，我们及时进行疏导，化解矛盾与分歧，就像引导河水缓缓流出一样，国家就不会爆发重大危机。”

子产不毁乡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郑国执政者的民主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宗法体制下，这种做法必然会受到贵族群体的质疑，甚至有人批评子产“不仁”，所以孔子后来在评述此事时辩护道：“从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情来看，如果人们说子产不是一个仁爱之人，我是不相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子产不毁乡校是“不仁”，孔子则不认同这种观点，因此做出了否定之否定，但是这并不代表孔子认同子产做到了“仁”，因为“仁”的道德境界是“爱人”，而子产只做到了“惠人”[④]。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家语·正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