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五十岁前后开始对《周易》产生了浓厚兴趣，居家时简书堆在坐席上，出行时简书装在行囊里，一有时间他就拿出来研读，爱不释手，以至于“韦编三绝” []，“韦编”是古时用来编联竹简的熟牛皮条。孔子曾对自己学《易》的动机做出解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看来他对自己此前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认真反思，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就需要提高思辨层次，探究命理。孔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 []显然，“老而好《易》”与“知天命”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五十岁之前，孔子对于天地鬼神之类虚无缥缈的事情是比较排斥的，子路向他请教鬼神之事时，他就不耐烦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但是到了老年他为什么会突然对《周易》这部探究命理的卜筮之书产生兴趣了呢？子贡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于是问道：“老师您以前教导我们说：‘德行不修的人才会痴迷于神灵，智谋不足的人才会依赖于卜筮。’当时我觉得您说的话很有道理，并以此来勉励自己，可是现在您自己怎么也对《周易》产生兴趣了呢？”

孔子辩解道：“君子说话以法度为依据，所以以前说过的话经过考证，发现不符合法度，那么后面就可以做出更改。说话首先应阐明核心要义，而不应在言辞方面过多纠缠。《尚书》中有许多言论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周易》也是这样，古代遗言之所有能流传久远，就是因为思想深刻，寓意深远，能够给人以启示。我研究《周易》，其实并不是对卜筮之事感兴趣，而是喜欢书中许多意涵丰富的哲理，你又何必提出质疑呢？”

子贡对于孔子的辩解不太能接受，他说：“如果如您所言，那么您这样就更加不妥了。我曾听您说过：‘端正态度，保持谦逊，遵循义理，人就不会产生疑惑。’您说您研究《周易》，不是为了探究天道命理，而是喜欢富有哲理的言辞，这不会对人形成误导吗？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论辩才，子贡不在孔子之下；论视野，子贡则远不及孔子。孔子立即把话题提升到一个更为高远的思辨层次，他说：“赐，你真能狡辩啊！我来告诉你《周易》中的深刻道理吧，这些道理对于普通百姓是很有帮助的。《周易》能让刚强者知道有所畏惧，让懦弱者知道积极进取，让愚笨者不敢轻举妄动，让欺诈者知道有所收敛。《周易》产生于周文王时代，当时周文王虽然宽厚仁慈，但是却受到商纣王的猜忌而郁郁不得志，他开始研究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后来商纣王残暴无道，周文王立志行道于天下，但是他为了避免灾祸，决定采取韬光养晦、以静制动的策略，即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这就是《周易》形成的历史背景。我之所以喜欢研究《周易》，是因为书中记载了周文王运用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完成了翦商立周的大业，这样的政治智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认真借鉴吗？至于周文王如何以属臣的身份事奉商纣王之类的琐事根本不是我所关注的。”

子贡又把话题转到了卜筮问卦方面，他问道：“您相信卜筮之术吗？”

孔子说：“我没有理由不信，因为我经常用《周易》演卦来卜问凶吉，在一百次卜筮中，至少有七十次是灵验的，就拿前些天卜筮周梁山的事情（此事不详），虽然多次卜问，各有凶吉，但是我按照多次出现的结果来行事，最终也灵验了。《周易》蕴含着天地阴阳变化的最高法则和深奥道理，我没有理由不信！”

孔子与子贡关于《周易》的对话应该在孔子好《易》后不久，所认识未必深刻，思想特不成体系。到了老年，孔子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易》学体系，许多重要思想主要保存在《易·系辞》等篇中。

（《史记·孔子世家》《帛书易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