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大夫是贵族身份的标识。贵族大夫通常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和政治特权，但是未必需要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所以有的贵族大夫完全可以自顾自家，对于国家政事不闻不问。即便参与国家治理事务，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从政者的思想境界和政务能力不同，各人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政绩也是不同的。当然，当时人们对于这些从政大夫的从政表现并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也没有多少人关注此类事情。孔子是一个例外，他热衷于研究人、评论人，不仅对许多从政大夫单独做出评价，还把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的从政大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而分出等次。

子家驹、晏子、子产、管仲都是春秋时期的从政大夫（子家驹除外，其余几位都是执政大夫），他们虽然国别和时期不同，但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所以孔子把他们分为三组来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再用比较最优者来与“天子大夫”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新的结论。

子家驹和晏子的比较。子家驹是鲁国公族大夫，鲁庄公的玄孙，他为人厚道，不善权变，在公族争权斗争中，他全力维护鲁昭公的权威和地位，并多次向鲁昭公提出中肯建议，然而他并未能阻止鲁国发生“斗鸡之变”，此后他便随同鲁昭公一同流亡国外。孔子根据子家驹的从政表现，给他下了一个“续然大夫”的定论，意思就是，他对国君只能尽到了劝谏补过的义务，却不能发挥实际功效，因此他比晏子要差一等（“不如晏子”）。晏子是齐国贵族大夫，执政国卿，他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以善谏著称，他对齐景公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谏言，比如关爱民生、轻赋省刑、举贤任能、崇尚节俭等。晏子的许多谏言都被齐景公采纳，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施政功效，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功用之臣”的定论，意思就是，他的谏言不仅能纠正国君的错误，还能转化为实际功用。

晏子和子产的比较。晏子施政以功利为导向，以进言劝说国君实施相应的政策举措为主，这种施政方式显然比子产要差一等（“不如子产”）。子产是郑国贵族大夫，执政国卿，他与孔子、晏子基本是同时期人，彼此也有所交结。子产的施政方式主要是在经济上施以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所以孔子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中之一就是“其养民也惠” []。从施政效果来看，子产施惠于民的做法比单纯地向国君进言劝谏的受惠面更广，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惠人”的定论。

子产与管仲的比较。孟子评价子产道：“惠而不知为政。” []荀子也说：“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 []意思就是，子产只会搞一些小恩小惠的把戏，却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政治格局，更没有参与大国争霸的魄力。所以在政治方面，子产比管仲要差一等（“不如管仲”）。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的辅政大臣，也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使齐国国力迅速增强；对外则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四处征战，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如其仁”的定论 []。

管仲与天子大夫的比较。管仲虽然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但是他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道德修养境界不高的人，他崇尚武力，却不能遵从道义，信奉智谋，却不能推行德政，所以他只能辅佐齐桓公推行霸道，却不能像“天子大夫”一样辅佐天子实现王道。霸道与王道的根本区别在于武力威服和道德感化，所以荀子评论道：“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 []

孔子在知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他通过几组从政大夫的比较研究，不仅分出彼此的优劣高下，而且对于从政者来说，这些内容是具有引导作用的。

               （《荀子·大略＋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