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授徒，基本是不问不答，弟子问得越多越精，他就答得越多越精，所以学业精进的弟子都善于提问，如子贡、宰我等。子路并不善问，因为他不擅长理性思考，不过他偶尔也会灵光一现，提出一些颇有深度的问题。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道：“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做什么？”

孔子随口回答道：“治国者首先应该尊贤而贱不肖。”“尊贤”是尊重贤人，“贱不肖”是鄙夷不肖之人。

子路接着问道：“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文子已经做到了尊贤而贱不肖，然而他最终还是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子路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思考。中行文子，即荀寅，晋国中行氏世袭贵族，晋定公在位时期为晋国六卿之一，他与晋国的范氏联手攻打赵氏，后被赵氏打败而出奔鲜虞，史称这一历史事件为“范、中行氏之乱”。从政治立场来看，中行文子思想开明，敢于突破传统，锐意改革，孔子的政治立场则相对保守，因此他对中行文子的总体评价偏于负面：“中行文子倍（背）道失义，以亡其国；而能礼贤，以活其身。”[]显然，孔子在政治上对中行文子是不认可的，特别是关于晋国铸刑鼎之事，孔子曾对他提出尖锐批评：“范、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姦也。”[]

对于子路提出的新问题，孔子不得不认真作答，他说：“中行文子尊贤而不能用贤，贱不肖而不能去不肖，贤良之人知道自己得不到任用而怨恨他，不肖之人知道自己受到鄙视而仇恨他。国内都是怨恨和仇恨他的人，国外敌对势力又虎视眈眈地聚集在郊外，在内忧和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行文子能不灭亡吗？”

尊贤而贱不肖只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姿态，而用贤而去不肖才是治国者应该付诸行动的良策。这一观点是经过子路一再请教后，孔子才阐述清楚的。

     （《说苑·尊贤》《孔子家语·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