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意思就是，他到七十岁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而且不会越界犯错。不过这个“矩”是人世的规则，人世以外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渔夫就是这样一位世外高人，就像《论语》中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人一样厌恶人世，标榜清高，崇尚自然。

有一天，孔子闲来无事，便带领弟子们到曲阜东门外的缁帷之林去散心。缁帷之林是一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因其林木茂密如帷幕而得名。进入林中，弟子们散坐在四处读书，孔子则端坐在杏坛之上弄弦弹琴。一首琴曲弹了不到一半，有一个渔夫听见琴声，便下船登岸循声而来。渔夫须眉全白，精神矍铄，散发披肩，长袖飘飘，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他在一个僻静处坐下后，左手撑着膝盖，右手托着腮帮，认真地听着琴曲。一曲终了，他招手让子贡、子路过去，然后用手指着孔子问道：“请问弹琴的这位是什么人？”

子路答道：“他是鲁国有名的君子。”

渔夫又问道：“这位君子姓甚名谁？”

子路答道：“他是孔氏族人。”老师的名讳是不能随便说的，所以子路只报了一个孔氏。

渔夫似乎对孔子特别有兴趣，又继续问道：“请问这位孔氏君子是什么身份？”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孔子当时在鲁国只有一个“国老”的头衔，官不是官，民不是民，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因此子路一时语塞。子贡反应比较机敏，他赶紧把话头抢过来答道：“孔氏君子心存忠信，践行仁义，用礼乐来规范自己，用伦理来教导别人。他对上忠于国君，对下施教于民，以利天下为己任。”

渔夫对子贡的回答不太满意，因为这种大而化之的回答就是在玩文字游戏，缺乏最基本的诚义，于是他又皱着眉头问道：“孔氏君子是有土地恒产的受封贵族吗？”

子贡答道：“不是。”

渔夫又问：“那么他是诸侯国君的辅佐大臣吗？”

子贡答道：“也不是。”

渔夫听到这里便起身离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笑道：“礼乐仁义固然重要，但是劳心苦修恐怕有损于人的真情本性。哎呀，我不得不多说一句，孔氏君子何必难为自己，他那样做只会离大道（万物法则）越来越远！”言下之意，孔子又不是有职有权的大人物，何必为忠君孝父之类的人间俗务操心费力。

渔夫离开后，子贡赶紧回到杏坛把渔夫的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推琴起身道：“难道他是得道圣人吗？”说罢，他赶紧走下杏坛，追到河边，渔夫此时已经撑船划桨离开岸边，听见孔子呼叫，他转过身来站立在船上。孔子退后三步，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再拜之礼。渔夫客气地问道：“您叫我有什么事吗？”

孔子说：“刚才先生说话刚开了一个头就匆匆离去，孔某反应迟钝，没能理解，所以特意在此等候，想听您再多教导几句，帮助我能有所开悟。”

渔夫笑道：“好啊！您真好学啊！”

孔子行礼再拜，然后起身说道：“我自幼求知好学，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但是还没有学到至真至善的道理，所以必须时时处处虚心求教。”

渔夫见孔子态度诚恳，也就不推辞了，他对孔子说：“既然您如此好学，我将尽我所能来解答您的疑惑。目前您所关心的主要是关于人世方面的事务，即所谓人事，那么我就给您讲讲人事吧：在人事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天子、诸侯、大夫、庶人如果都能够各安其分，那么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如果上述四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错乱，那么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治国之道（人事）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都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田地荒芜，房屋破漏，缺衣少食，税赋不贡，妻妾不和，长幼不亲等，这些都是庶人分内的事情；能力不能胜任职位，分内的事情做不好，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属下消极懈怠，政绩不彰，职位不保等，这些都是大夫分内的事情；国家治理混乱，朝廷大臣不能听命效忠，工匠技艺不精，每年税赋不足，朝觐天子怠慢等，这些都是大夫分内的事情；因阴阳失调、天时不利等原因而造成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因诸侯暴乱、战争频仍等原因而导致百姓生活凋敝，因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等原因而导致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这些都是天子分内的事情。而您现在既没有天子诸侯治理国家的重任，也没有朝廷大臣职官管理政务的职责，最多算一个有名无实的议政大夫，理应安分守己地居家养老，可是您却不甘寂寞，四处游走，推行礼乐教化，规范人伦道德，设帐教授弟子，这岂不是没事找事、自讨没趣吗！”

孔子对于人事的执念来自于他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但是仍然初心不改。渔夫意识到，想让孔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不仅要把做人各安其分的道理讲清楚，还必须揭示人事的复杂和人心的凶险，于是他又具体分析了“人有八疵”和“事有四患”。所谓“人有八疵”，就是大多数都有八种毛病或陋习，排在第一位的是“非其事而事之”，这种毛病谓之“摠”，就是大包大揽的意思，孔子犯的就是这种毛病，其他毛病依次是“佞”、“谄”、“谀”、“谗”、“贼”、“慝”“险”；所谓“事有四患”，就是人事中的四种常见错误，具体是“叨”、“贪”、“很”、“矜”。

听完渔夫的分析，孔子似乎有所触动，故而长叹一声，然后再拜致谢，接着他愤懑地说道：“我一生曾遭遇无数凶险，印象最深刻的四次分别是在鲁国屡次被弃用，在卫国被当作摆设而不受重用，在宋国树下习礼受到武力威胁，在陈蔡之间受困断粮。至今我仍然没有想明白，如何才能避免遭受各种磨难呢？”

渔夫神情凝重地说：“您沉溺于人事俗务太深了，所以一时很难醒悟！我来给您打个比方吧，一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讨厌自己的足迹，于是他就拼命奔跑，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影子和足迹，可是他跑得越远足迹就越多，跑得越快影子越就近，他这样不停地奔跑，最终肯定活活累死。其实人完全没有必要奔跑逃避，只要躲在阴暗的地方就没有影子了，静止不动也就没有足迹了，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有人不懂，活该他累死！同样，您极力想摆脱各种灾祸的困扰，就像想摆脱影子和足迹一样，然而这些困扰恰恰是您热衷于推行礼乐仁义造成的，您越努力推行礼乐仁义，遇到的困扰和灾祸就越多。因此您想摆脱困扰，就必须先摈弃礼乐仁义，去追求人的真情本性，这样才能免遭凶险和磨难。”

孔子被渔夫说动了心，他诚恳地问道：“请问什么是人的真情本性呢？”

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比较抽象，很难说得清楚，渔夫斟酌再三，着重阐述了两点：一是精诚之至。真情本性是人心中最真实、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即所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情本性是无法伪装的，假装哭泣的人，虽悲不哀；心中无爱的人，虽笑不和。二是受之于天。真情本性是先天而具的，人人相同，没有差等。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各式各样的差异，是因为各人的经历和修为不同，有的人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全性保真（如渔夫），有的人则热衷人事，急功近利，损耗本性（如孔子）。渔夫最后总结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法天”是效法自然，“贵真”是珍重本性，因此修身求道的最高原则就是法天贵真，远离人事。

在人生观方面，孔子与渔夫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一个主张积极入世，另一个则主张消极避世，两种人生态度冰火不容。然而随着孔子年近迟暮和理想破灭，他也渐渐产生了厌世情绪，因此渔夫的言论特别能引起他的共鸣，也让他受益良多，于是他起身再拜，毕恭毕敬地说道：“今天我有幸聆听高人教诲，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先生待我如门人弟子，殷殷教导，多有启发，敢问先生仙居何处，我想日后拜师受业，学习人生的大智慧（大道）。”

渔夫则推辞道：“我听说，同道者无需相约，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不同道者不必强求，即使努力也不会成为同路人。所以您一定要慎选同道之人，共同修身求道，切莫辜负我对您的期望。您好自为之吧，我就此别过了！”言罢，他撑船缓缓而去，小船慢慢地消失在芦苇丛中。

渔夫离去后，孔子还独自在岸边呆呆地发愣，后来子贡把驾乘拉了过来，子路把马辔递到他的手中，他仍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直到水面上的波纹平静了，划船的浆声听不见了，他们才驱车离开。

在返回的途中，子路好奇地问道：“我跟随老师已有多年，诸侯国君之类的头面人物见过不少，您都是不亢不卑，从容淡定，可是今天您见到这位漂泊于江湖之上的渔夫却恭敬有加，礼数周全，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弟子们对此也觉得不可思议。”

孔子拍着座前的横木感叹道：“仲由真是太不长进了！你跟随我学习礼乐知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是粗犷的本性还没有改变！你靠近过来，我对你说：遇到长者不敬是失礼，遇到贤者不尊是不仁，而那位渔夫是至尊至贤的得道者，所以我必须对他万分虔诚！”

渔夫其实是一个虚构人物，渔夫听琴也是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而孔门师徒只是道家学派用来嘲弄的对象而已。

     （《庄子·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