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秉性各异，子贡重利，不仅出仕求禄，还在各国之间倒卖货物（货殖），从中获利，家累千金；颜渊则甘守清贫，箪食壶饮，每日诵诗鼓琴，自得其乐。

孔子见颜渊生活过于清贫，就关切地对他说：“回，你过来听我说道说道！虽然你现在经济拮据，地位卑微，但是你的才华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你为什么不出仕为官呢？这样起码可以获得一份不错的奉禄，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颜渊答道：“我不愿意出仕为官。虽然我家境贫寒，但是在外城尚有五十亩农田，每年的收成足以让家人喝上稠粥；在内城也有十亩良田，每年种植一些桑麻，足以让家人穿上衣服。而我自己每天读书诵诗，习礼作乐，生活很充实，心情也很愉悦。说实话，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能跟着您学习各种做人修身的道理，心里就会感到无比快乐和满足。”

颜渊的清高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的道德修养确实已经达到如此境界，所以孔子对他青睐有加，刚才又听到他关于不愿出仕为官的一番表白，对他就更加赏识了。其实，颜渊不愿意出仕为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与鲁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孔子一贯倡导，政治清明之时每一个弟子应该积极求仕，有所作为，在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同时，也要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政治混乱之时就应该淡泊名利，坚守清廉，坚决不与世俗势力同流合污。他多次明确表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鲁国当时正处于“邦无道”的混乱状态，礼制崩坏，君臣错位，忠良弃用，小人当道，所以颜渊宁愿选择自给自足的清贫生活，也不愿意与那些道貌岸然的权贵为伍。不过，由于这个话题过于敏感，所以颜渊当着孔子的面并没有把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全部说出来。

孔子当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怜惜，也有欣慰，还有几分莫名的惆怅和失落，他心情沉重地说：“颜回的想法很好，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我以前听人说过三句话：‘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审自得者失之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当时我对这三句话印象并不深，理解也比较肤浅，虽然后来会时常想起，并反复思考，但是总觉得仍然没有理解到位。刚才听了颜渊的一番表白，再结合他平时对生活一贯持有积极向上、乐以忘忧的态度，我突然有所领悟：只有知道满足的人才不会受物质利益拖累，只有分得清利害得失的人才不会担心亏损和失去，只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才不会为自己的地位卑微而愧疚。”

在礼制崩坏的年代，以血统定尊卑的传统已经被打破，平民阶层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来改变身份和地位，因此时人道德沦丧，竞相敛财逐利。孔子并不排斥财富，但是他也不鄙视贫穷，更不会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在孔子看来，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不是像颜渊这样坚守道德底线的贫寒之士，而是那些疯狂攫取不义之财的暴富之人。

      （《庄子·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