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期间，遇到一对父子来打官司，他们相互诉告，各不相让。孔子见一时也分不清是非对错，就把他们俩先羁押起来，而且特意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让他们自己去慢慢反省。三个月过去了，孔子既不审也不判，后来那个父亲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亲生父子之间没有必要这么闹，于是就提出了撤诉的请求。孔子听讼断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无讼，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他见这对父子已有悔过之意，于是就把他们都放了。

季孙氏听说此事后很不高兴 []，他对人说：“孔夫子欺骗我啦！以前他曾对我说：‘治理国家一定要大力提倡孝道。’可是他在处理这起父子相讼案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他完全可以把那个不孝之子杀了，以此来教导鲁国民众遵从孝道，进而弘扬孝的观念，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做，而是莫名其妙地把人放了！”

弟子冉有后来把季孙氏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觉得季孙氏思考问题太肤浅，常常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通议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先教后杀。当政者必须对民众加强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如果法令宽松而诛杀严酷，这种情况称作“贼”，就是祸害的意思；如果一味地横征暴敛，不按照年成丰歉而加以节制，这种情况称作“暴”，就是残酷的意思；如果不施教于民而苛求成功，这种情况称作“虐”，就是暴虐的意思。在施政过程中，真正杜绝了“贼”“暴”“虐”的情况，然后才可以实施刑杀，惩处违反禁令者。

二、正人先正己。上古帝王已经制定了施政方略，并明确提出了施政要求，当政者应该率先垂范，努力遵行，这样普通民众就有了学习的榜样。如果当政者以身作则的效果不佳，还可以让那些道德高尚者来做出示范，引导民众。如果道德高尚者仍然不能感化民众，就可以采取严厉措施，惩处那些带头违法作乱者，以此来威慑民众。这样坚持三年，民众必定会遵从礼制，服从统治。对于少数冥顽不化的奸民，当政者完全可以动用刑杀手段，严惩不贷，这样就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最终实现有刑而不用，有为而无为。

三、刑弥繁而邪不胜。当今之世，礼崩乐乱，当政者不懂得发挥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只是一味采取刑杀手段来维持统治，各种严刑酷法繁杂琐碎，弄得民众不辨是非，不知所措，许多人都是稀里糊涂地犯了法。刑罚越苛繁，犯法的人就越多，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罚不胜罚，天下必将大乱！

孔子的这篇长篇宏论显然是由后儒加工而成的，但是基本体现了孔子的思想观点。孔子从复兴西周盛世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施政之策，充分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以季孙氏为首的贵族集团只关注眼前的既得利益，对国人实施残暴的剥削和压迫，因而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政权岌岌可危。孔子与季孙氏在为政思想和施政策略方面的分歧是难以弥合的，因此尽管孔子此时红极一时，但是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三》《说苑·政理》《孔子家语·始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