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礼制崩坏，名分错乱，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鲁国君臣失序的情况也非常严重，鲁君虽然是分封诸侯，一国之主，但是却大权旁落，地位形同虚设；而以季孙氏为代表的“三桓”集团则擅权专政，僭越礼制，为所欲为。面对鲁国政坛的种种乱象，孔子深感忧虑，为了维持礼制秩序，他提出了“必也正名乎”的政治主张，即通过正名定分来规范君臣言行，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正名”的重要意义，在生活中也处处维持君臣名分，严苛程度几近病态，因此就有了“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的故事。这里的“假”通借，“假马之名”就是借马之事在名义上的规范表述。

有一天，孔子在季孙氏府中侍坐。所谓“侍坐”，就是地位较低者陪坐在地位较高者身边，有事议事，无事闲聊，形式相对宽松、自由。此时季孙氏有一个叫通的家臣通进来通报：“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君”是鲁国国君，国君向属臣“借”马（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家臣通在通报时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取”说成“假（借）”。季孙氏大概也意识到家臣通的表述错误，所以当时并没有表态。

孔子认为此事关系到君臣名分问题，不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蒙混过去，必须说道说道，一来是教训家臣通，二来是警醒季孙氏，于是他态度严肃地说：“我听说，周礼对于君臣之间的索取和给与是有规范表述（名义）的：国君向属臣索取东西应表述为‘取’，给与属臣东西则应表述为‘赐’。属臣向国君索取东西应表述为‘假’，给与国君东西则应表述为‘献’。各种表述（名称）不能混淆，否则就有违礼之嫌。”

被孔子数落后，季孙氏虽然心中不悦，但又不能公开反驳，因为他与鲁君之间的君臣名分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于是就假意训斥家臣通道：“从今往后，国君有所索取，一律言‘取’，不得言‘假’！”

从理论上说，周朝实行的氏族宗法制，周天子既是天下共主，也是氏族大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鲁国国君是分封诸侯，代周天子行使权力，因此鲁国所有土地和子民通通归公室所有。但是春秋时期，鲁国经过“三分公室”、“四分公室”之后，公室的财产和土地已经基本私有化了，贵族大夫不仅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在政治上也占据优势，国君向属臣有所索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假”了，可是孔子却仍然坚持周朝礼制，用没有意义的“名”来“正”发展变化的“实”，这显然是倒行逆施，在现实政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韩诗外传》卷五第三十四章、《新序·杂事第五》、《孔子家语·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