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季氏宗主季康子当政时期，孔子应召返回鲁国，受聘为“国老”，孔门弟子也受到重用，纷纷出仕。子路因其有从政经历，故而被聘为蒲令[]，蒲是鲁国的一个城邑（今河北省长垣县），黄河穿境而过，因此防治水患是邑令的首要任务。子路赴任蒲令之前，专门去向孔子辞行，并向他请教为政之道。一提起蒲邑，孔子就心有余悸，当年他路过蒲邑时，正好遇到当地氏族发生内乱，蒲人竟然把孔子拘押起来。后来孔门弟子公良孺用私车五乘载着孔子冲出东门，一路与蒲人展开激战，最终才得以脱身[]。孔子对子路的秉性非常了解，担心他刚猛急躁，过于严苛，于是郑重地叮嘱他道：“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意思就是，用宽厚仁慈来教化蒲邑民众，这样就可以实现有效治理了。

子路谨记孔子教诲，到蒲邑就任以后，用心施政，不辞辛苦，按照时序组织民众进行农业生产，当地的民情风俗大有好转，他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有一年春季，子路组织民众修筑沟渠，以防备夏季水患。挖沟修渠是一桩非常辛苦的体力活，而且当时正值春荒，许多民众都是饿着肚子干活，子路于心不忍，就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在工地上支锅煮饭，分给所有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吃，每人可以分得一箪饭、一瓢水，这就是“以其私秩飡民”。“秩”是古代官吏的奉禄，通常折算成粟，比如孔子到卫国求仕，卫灵公为给提供的是“奉粟六万（斗）”；“飡”同餐，就是食饭的意思。

子路是一个实干型的官员，对于政治问题向来不太敏感，他为了完成治水工程，造福民众，可以不计名利，以私助公。然而孔子听说此事后却很不高兴，他立即委派子贡赶到工地上把饭锅掀翻，把锅碗砸烂，并对子路说：“这些干活的民众都是鲁君的子民，他们为君主劳作是子民应尽的义务，你有什么资格分饭给他们吃！”子路当时非常气愤，于是就跑去找孔子理论，他说：“夏季暴雨将至，蒲邑水患严重，我身为蒲令，有责任提前做好防备工作，因此组织民众修筑沟渠，做好抵御洪水的准备。现在在工地上干活的民众，有许多人因为缺粮而挨饿，我用自家的粮食来赈济他们，有何不妥？老师您一贯教导我们要仁慈宽厚，善待民众，我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与民众分食不正是行仁由义吗？可是您却派子贡来掀锅砸碗，难道您要阻止我行仁由义吗？我实在想不明白！”

在孔门弟子中，敢于公开顶撞孔子的只有子路一人，因为他为人正直坦荡，敢做敢当，所以孔子对他的过激反应并不感到奇怪，而是严厉地批评他道：“你真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情暴躁的莽汉！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仅要追求表面效果，还应思考深层次的道理。你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与民分食，这当然是好事，说明你有仁爱之心，但是你这样做却是有违礼制的。什么是‘礼’？‘礼’就是各安其分，各守其职，绝不僭越。比如‘爱’，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封国，大夫爱属官，士人爱家人……‘爱’是有身份限制的，如果超越了身份限制的‘爱’就不是‘爱’，而是‘侵’。你现在把你的奉禄拿出来与民分享，彰显你道德高尚，但是却超越了‘爱’的界限，这种行为就是僭越礼制的‘侵’，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民众挨饿的情况及时向国君报告，请求国君从国家粮仓调用粮食来赈济民众。”孔子的话音未落，执政国卿季康子的特使就已赶到，他向孔子传达了季康子的责难：“国家动员国民力量修筑沟渠，抵御洪水，先生却让您的弟子用自家粮食来为民众提供饭食，难道先生您是要与季孙氏争夺国民吗？”其实，鲁国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势力把持国政已有多年，他们僭越礼制，为所欲为，孔子多次对他们的僭礼行为提出尖锐批评，孰不料他这次却因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飡民而被季孙氏抓到了违礼的把柄，这也是孔子恼怒的真正原因。

著者赘言：人的思维层次往往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补充道：“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就是说，思考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就是胡思乱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路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蒲令，他每天所面对的都是老百姓衣食冷暖的实际问题，哪里还有精力去思考周朝礼制之类的政治问题？况且民生本身就是政治之本，民不聊生，政何以治？不过这个浅显的道理是经过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才逐渐总结出来的。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苑·臣术》《孔子家语·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