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贱，姓宓，名不齐，字子贱，鲁国人，比孔子小三十岁[①]。

在孔门弟子中，宓子贱并不出众，未能入选孔门四科十哲，但是他为人“有才智，仁爱”[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孔子对他赞赏有加：“君子哉若人！”能够获得如此美誉实属不易！不过孔子话里还透露出另外一层含义：由于鲁国长期坚持推行西周礼制，有德君子层出不穷，宓子贱耳濡目染，见贤思齐，道德修养当然达到了有德君子的境界，所以孔子又补充道：“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在这两句中，前一句是设置条件的假设，后一句则是加强语气的反问，孔子想要强调的是道德教化的政治功效和实践意义，同时也验证了他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③]。

在《论语》中，有关宓子贱的言论仅此一章，提供的信息也很有限，因此对其人其事很难做出具体评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引用了本章言论，并在后面做出补充说明：“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在这段文字记载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认真分析：

一是“反命于孔子”。“反命”是相对于受命（承命）而言的，也就是说，宓子贱出任单父邑宰是受命（承命）于孔子或由孔子代鲁君授命的，具体时间应在孔子任鲁司寇期间。《说苑·政理》中有详细记载：“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告诫宓子贱赴任后要善于听取本地民众的意见，对于奉迎自己的言论，不要轻易许诺，对于反对自己的声音，也不要武断拒绝，当政者只有像高山深渊那样开放心胸，容纳万物，才有可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宓子贱谨记教诲，明确表态：“敢不承命。”

二是宓子贱称单父邑为“此国”。单父（今山东省单县）是鲁国南面的一个城邑，西面与宋国接壤，南面与淮夷地区相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谓“国”，应该是鲁国封域之内附属国的概念，就像季氏准备兴兵讨伐的颛顼古国一样 [④] 。周初分封之时，鲁公伯禽代周公受封于古奄国，建国之初，鲁国的封地并不大，“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 [⑤] ，后来鲁国凭借武力征服了许多域内方国，国土疆域才逐步扩大。这些被征服的域内方国（如颛顼、单父等）与姬姓周族不是同宗同族，彼此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地位比较特殊：如果站在姬姓宗族立场来看，单父是邑；但是站在本土氏族立场来看，单父则是“国”。长期以来，鲁国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氏族宗法制，氏族组织是社会的基本构成，氏族血缘关系则是实行统治的政治基础，然而单父土族与鲁国公族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复杂局面对于即将就任的宓子贱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所以他临行之前，孔子一再告诫他要敬老尊贤，广纳贤士，“毋距毋许”，这些为政建议都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此外，宓子贱的友人阳昼也用“钓道”作比喻，提醒他要多结交一些道德高尚的君子（鲂鱼），少结识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阳桥鱼）。宓子贱听从了阳昼的建议，“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⑥] ，他自己也把“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作为施政成功的经验之一。

三是如此理解孔子所说的“所治者小”和“所治者大”。虽然宓子贱治理单父小有所成，当地老百姓对他也比较满意，但是孔子却持有保留意见，这在“惜乎”二字中已经明确表达，不过孔子并没有对于“大”与“小”的问题做出具体解释，后儒为此而百般揣摩，费尽心思。《韩诗外传》卷八第十章：

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为者小也。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贱其似之矣。

《说苑·政理》中也类似记载：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大者，其与尧、舜继矣。” [⑦]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宓子贱在处理父子、兄弟、朋友、师生等人伦关系时仍然局限于“孝”“弟”“友”等传统的氏族观念，这些都是孔子所说的“所治者小”或“小节”，也就是说，他在为政实践中仍然没有跳出氏族组织的局限，因此为政难有重大突破。那么什么才是“所治者大”或“为之大功”呢？孔子明确指出，要像尧、舜等上古帝王那样“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放开眼界，突破传统，在天下大一统的格局中选贤任能，团结社会所有贤良来共同治理。孔子与弟子子贡曾有过一次对话，对话内容也可作为“所治者大”和“所治者小”的诠释。子贡问孔子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立即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⑧]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圣”，一个是“仁”。所谓“圣”，就是能够突破氏族血缘关系的狭隘局限，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一个有关全天下所有人的大爱概念，也就是“所治者大”；所谓“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仍然是氏族组织内部讲求的一种亲亲之爱，也就是“所治者小”。

在两汉典籍中，有关“宓子贱治单父”的记载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以政治说教为主的高谈阔论，这类记载大多缺乏事实依据，内容相对空泛，因此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如《韩诗外传》《说苑》等；另一类是以记人记事为主的历史演义，这类记载叙事相对完整，描写细致生动，因此令人印象深刻，如《吕氏春秋》《淮南子》《孔子家语》等。

《孔子家语·屈节》中记载了宓子贱治理单父的几件事情，虽然有演义的成分，但是比较接地气，也不乏趣味，值得品读。

第一件事情是宓子贱巧谏鲁君，为自己施政消除隐患。宓子贱受命出任单父邑宰之后，他担心鲁君听信谗言，处处掣肘，对自己施政不利，于是就要求鲁君身边的两个史官与他同行。到任之后，宓子贱处理政务时要求两个史官必须到场记录，同时又安排人在旁边拉拽他们的胳膊，让他们无法正常书写，所以他们经常受到宓子贱的严厉训斥。这两个史官被捉弄得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又回到鲁君身边，他们向鲁君抱怨说，宓子贱故意刁难他们——“使臣书而掣臣肘”。鲁君不知宓子贱为何如此，就去向孔子请教，孔子沉吟片刻，缓缓答道：“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将以自试也。意者以此为谏乎？”意思就是，宓子贱是一个有德君子，他的才干和能力足以辅佐国君称霸诸侯，他现在在单父专心施政，但又担心您听信小人谗言，设置障碍，干扰施政，于是就用“使臣书而掣臣肘”的方式来向您进谏吧。经过孔子分析，鲁君猛然醒悟，他此前确实对宓子贱心存戒备，频繁干政，造成混乱。鲁君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委派特使到单父邑向宓子贱宣布：从今往后，单父邑所有政务均由宓子贱自行决断，国君充分授权，绝不干预。宓子贱得到鲁君的充分授权后，从点滴小事入手，大力推行道德教化，“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单父邑很快就实现大治。

第二件事情是宓子贱严令禁止邑民战时就近收割熟麦，以绝其“自取之心”。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仍，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战后各地都会发生饥荒，饿殍遍野，因此保护农业收成是各国当政者的重要职责。有一年麦熟季节，齐国取道单父，对鲁国发起了侵略战争[⑨]。单父民众担心齐军攻占单父之后，田里的麦子无法收取，于是就向邑宰宓子贱提出建议：现在情况紧急，没有必要再分谁家的麦子了，赶紧动员民众就近把麦子抢收回家藏起来，这样总比落到齐军手里强，但是宓子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种“自取”行为后患无穷，结果麦子全部被齐军收走了。鲁国执政国卿季孙氏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他痛骂宓子贱不知稼穑之苦，不能体恤下民，宓子贱则辩解道：“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时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且得单父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意思就是，今年麦子没了，明年还可以种，但是如果让那些“自取”者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进而让他们滋生通过战乱来发横财的念头，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就会更大！在这件事情上，季孙氏关注的只是眼前的物质利益，宓子贱考虑的则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心的义利取舍，两者境界高下立判，所以季孙氏后来惭愧地说：“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第三件事情是巫马期受孔子委派到单父实地考察，见夜渔者得而复舍之。宓子贱出任单父邑宰三年有余，孔子委派弟子巫马期到实地去考察其政绩（巧合的是，巫马期后来成了宓子贱的继任）。巫马期微服私行，进入单父邑境已是半夜，他发现当地捕鱼者捕到鱼后又把鱼放回水中，于是就上前询问缘故，捕鱼者解释说：“我们捕到的那些大鱼叫䲖，我们邑宰喜欢吃这种鱼，所以放生了；那些小鱼叫鱦，我们邑宰想让这种鱼再长大一点，所以我们也放生了。”巫马期回去后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并感慨道：“宓子贱在单父推行德政，成效显著，普通民众独自劳作，旁边没有人监督，他们也能严守自律，绝不逾矩。”孔子向他解释道：“吾尝与之言曰：‘诚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诚”是宽厚仁慈，“刑”则是杀戮诛罚，有此一手，必有彼一手，宽猛相济才是为政之道。

宓子贱在单父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于传播儒家思想文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先贤，专门在单父邑旧址高阜之处建造了一个琴台，并命名为宓台或子贱台。唐代诗人高适游历于此，特赋《甲申岁登子贱台》一首，以缅怀这位有德君子：“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贤，千载称奇才。临眺忽凄沧，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怀，空有颂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