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勿惮改”和“吾日三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吾日三省”强调的是自我反省的精神，“过勿惮改”强调的则是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精神，二者都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内容。古代圣贤从来都不缺乏这种精神，商朝贤臣仲虺就曾明确提出：“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尚书·仲虺之诰》）类似言论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本章是有关君子之道的论述，“过则勿惮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子罕篇》中也有相同言论。“过”是过失、过错；“惮”是畏惧、害怕。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如果犯错，不要怕难堪，也不要怕麻烦，及时改正就行了，因为闻过即改是君子风度，闻过必文则是小人行径[①]。

知错即改，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却有许多人做不到，他们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屡教不改。人们犯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带来的危害也有轻有重。

有一种是明知故犯的错误，比如鲁哀公娶同姓女子为妻，严重违反了“男女辨姓，礼之大司”[②] 的规定，陈司败故意刁难孔子，问鲁哀公是否知礼，孔子为君讳言，不得不违心地说：“知礼。”后来陈司败因此而私下诋毁孔子，弟子巫马期告知孔子，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③] 孔子所犯的错误其实是一种主观故意，以错为对，因此就不存在改不改错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认知方面的错误，比如宰予是孔子比较赏识的一个弟子，孔子对他青睐有加，多有期许。但是宰予后来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对儒学渐渐产生厌倦情绪，他不仅经常言语顶撞孔子，甚至还在白天睡大觉，孔子发现后严厉批评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事后孔子又对人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④]“听其言而信其行”就是认知方面的错误，孔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及时加以改正，从此以后他对宰予就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了，避免再发生认知错误，这就是及时改正错误取得的效果。知错是改错的前提，如果在认知方面出现问题，那么改错也就无从谈起了。根据《史记》记载，孔子一生对两个弟子存有偏见，一个是宰予，另一个是澹台灭明，直到晚年他才意识自己在认知方面发生错误，所以他自责道：“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其人，失之子羽。”[⑤] 可见，提高认知能力才是避免犯错的最有效方法。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有错不认错，也不愿意认真改正错误，这完全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⑥] 意思就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

孔子是一个道德自律能力和自我反省精神很强的人，因此他对于错误的态度是不隐瞒、不忌惮、不纠结，他愿意一切开诚布公，欢迎所有人对他提出批评，并监督自己改正错误。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个“幸”字集中表现了他闻过则喜、知错必改的勇力和魄力。后来子贡总结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⑦] 孟子也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⑧]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过错公布于众，就说明他有知错必改的决心，这是有德君子的修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⑨] “文”是文过饰非。小人犯错，不仅拒不认错，还要强词夺理，百般狡辩，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闻过即改，不失为君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需要他人提醒。如何对待他人的善意提醒？这是本章重点讨论的问题。

从内容来看，本章言论应该是对当政者说的。当政者如有过错，理应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及时改正错误，不论批评意见是尖锐还是委婉。“法语之言”就是尖锐的批评意见，“法”是法则、法度，“法语”就是符合法度的官话，朱熹《论语集注》：“法语者，正言也。”人们常说，忠言逆耳，“法语之言”就是这种逆耳忠言。“巽与之言”则是委婉的批评意见，“巽”是和顺、恭顺，“与”是赞同、附和，朱熹《论语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产生两种不同效果：对于尖锐批评是“从”，对于委婉批评则是“说（悦）”。孔子认为，“法言”也许过于严厉，听起来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却有利于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他强调“改之为贵”，知错能改才是最重要的；“巽言”完全顺从己意，听起来让人高兴，但是却不能起到批评教育的作用，因此他要求“绎之为贵”，“绎”就是寻绎其理，细加分析，面对问题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才是最可贵的。孔子最后强调指出，“说之不绎，从而不改”都是愚蠢低级的错误，如果不能认真改正，那就无可救药了！

“改之为贵”进一步强调了“过毋惮改”的要求，对于当政者来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