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除贫富差距也需要综合施策，不过这些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如何看待贫富问题，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这是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在孔子伦理思想中，贫富观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孔子关于贫富问题的言论虽然不多，但是观点非常鲜明，对于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①] 的品格和气节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②]

子贡兼职“货殖”（经商做买卖），他囤积货物，异地倒卖，从中获利，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一跃成为孔门首富。儒学以《诗》《书》《礼》《乐》为教，倡导的是礼乐仁义，在这样的氛围中，子贡由贫变富，必然招致非议，孔子也有所耳闻，他曾有意无意地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③] 所谓“不受命”，就是不愿意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子贡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他不希望孔子对自己产生误解，于是就用“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来试探孔子，因为孔子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④] “谄”是谄谀、谄媚，说好话来讨好别人的意思。人在贫困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巴结有钱有势的人，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昧心的事，这些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否则就违背了儒家礼乐仁义的道德精神。“骄”是骄奢、夸矜、傲慢，这是富人的通病，人一有钱就心理膨胀，骄奢淫逸，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这是缺乏道德修养的典型表现。孔子对这种人极其反感，他曾多次强调：“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⑤]“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⑥]“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二句的意思是，人在贫穷时不卑屈于人，在富有时也不陵慢于人，这是有德君子的风度和修为。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够做到“不谄”、“不骄”，虽然道德修养境界未必很高，但是确实难能可贵，至少守住了做人的道德底线，所以孔子对此表示认可，然而他认为仅仅做到有所“不”是不够的，还要做到有所“好”，因此他对子贡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贫而乐，富而好礼。”

在《论语》传世本中，“贫而乐，富而好礼”二句似有缺漏字。皇侃《论语义疏》作“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在“乐”字后面多了一个“道”字，“乐道”与“好礼”相对，意思相对完整，清代以来大多学者均从此说[⑦]。但是仔细研读，“道”与“礼”在学术概念上并不匹配，放在一起也显得勉强。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第十三简记有孔子“贫而安乐”的言论[⑧]，这四个字极有价值，较好地解决了本章的文字问题。“贫而安乐”与“富而好礼”相对应，“乐”、“礼”代表了儒学。由此可见，孔子要求子贡无论贫富贵贱，都不能放弃研修儒学和道德修养，既要有所“不”，也要有所“好”。

总体来看，孔子对于贫富问题的态度是相对理性、包容的，他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是他并不刻意去改变现状，而是强调要加强道德修养，不要因为贫穷而丧失道德底线，也不要因为富有而道德败坏。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本章言论很重要，对于正确理解孔子的贫富观很有帮助。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记载作为本章言论的背景：

（鲁定公五年），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这一期间，鲁国公室与卿大夫之家、卿大夫与陪臣以及陪臣与陪臣之间矛盾重重，阳虎、公山弗扰（公山不狃）等人都曾派人来拉拢孔子，许之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然而孔子经过再三考虑，最终都一一拒绝了，因为孔子觉得自己与这些僭越礼制之人不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⑨]。

孔子认为，求富心理人皆有之，此乃人之常情，天经地义。但是求富必须符合“道”或“正道”。“执鞭之士”是管理市场的小吏，虽然地位很卑微，俸禄也很微薄，但毕竟是一份正当职业，所以孔子愿意为之，因为这符合“道”。而鲁国贵族大夫南宫敬叔失意于鲁，他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因此每次出使回国都要带许多金玉珠宝进献给鲁公，孔子对此批评道：“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⑩] 意思就是，南宫敬叔虽然富有，但是如此花费来讨好鲁公，还不如让他尽快贫穷来得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道”。“从吾所好”一句，结合《史记》记载，当指通过研习《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来修身求道的儒业。

在孔子的贫富观中，“道”是欲与恶、处与去的唯一标准，他在《里仁篇》中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之所欲”和“人之所恶”都必须符合“道”。所谓“道”，就是儒家所倡导礼乐仁义等道德规范。孔子认为，自觉遵从礼乐制度，加强仁义道德自律，才是实现富有的正当途径和正确方法。

《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由于孔子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所以他一生基本生活在贫困之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断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11]。孔门弟子大多也出身寒门，像颜渊、闵子骞、原宪等人更是家贫如洗，生活艰辛。所以在孔门之中，“求富”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安贫乐道才是儒家贫富观的主基调。

“饭疏食”是吃粗粮菜食，“饭”是名词用如动词；“饮水”是喝冷水，在古汉语中，“水”是凉水，“汤”是热水；“曲肱而枕之”，就是枕着自己的胳膊而卧，“肱”是胳膊。这几句话极言其生活条件之艰苦恶劣，常人难以忍受，然而孔子却不以此为苦，因为他觉得自己精神是富足的，道德是高尚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句很有气魄，也很有感召力。意思就是，如果靠出卖自己的理想和灵魂来换取荣华富贵，这种事情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既不可靠，也不踏实！这里的“不义”，据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分析，当指卫出公辄与原卫太子蒯聩之间争权之事，当时孔子淹居在卫，蒯聩父子都竭力想拉拢他，许之以高官厚禄。在前一章中，弟子冉有和子贡曾私下议论道：“夫子为卫君乎？”后来子贡用“伯夷、叔齐何人”的问题来试探孔子，孔子答道：“古之贤人也。”子贡据此推断，孔子是不会为了“富且贵”而卷入蒯聩父子之间的不仁不义之争的，所以本章言论是对前章“夫子为卫君”问题的深入阐述。

在孔子的感召下，孔门弟子甘愿固守清贫，标榜清高，即使有出仕为官的机会，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原则，突破底线。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12]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在汶上矣。”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3]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14]

漆雕开和闵子骞不愿出仕，颜渊和原思甘守清贫，他们在道德修养方面堪称楷模。但是这种情况也值得深思，道德观念不应通过排斥物质生活来体现价值。颜渊、漆雕开等人的所作所为说明，儒学在精神上对人的影响力和改造力是巨大的，甚至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已经完全麻木，一无所求，即使他在精神上再强大，也必定是扭曲的！

安贫乐道，是一种道德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子夏曾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15] 既然贫富贵贱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泰然处之就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