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北大李零先生（不确）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没有真正的国学大师，包括民国初年的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和后来的钱穆、季羡林、南怀瑾等人，这些人尽管在国学研究方面已经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只有历史的深度，而没有世界的宽度。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偏激，缺乏说服力。“国学”的概念历来非常明确，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国学为什么一定要用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又是什么？难道中国以外的就是国际视野？况且文化本无国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为什么一定要人为地将两者割裂？

为了验证我上述观点，最近我专门把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轴心时代》（海南出版社2010年5月版）粗略地读了一遍。坦白地说，我重点阅读的是关于古代中国部分，其他内容只是简单翻翻，尤其是关于古印度佛教部分和以色列犹太教部分基本是一翻而过，因为我对于宗教问题始终不愿意过多触碰，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我对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心存戒备，害怕钻进去了出不来。

“轴心时代”是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上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自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在地球北纬30度上下（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的四个不同地区（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人类文明精神实现重大突破，影响人类生活久远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开始形成。这一伟大的时代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种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先哲们为后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英国著名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基于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这四个“非同一般”地区的“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和“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彩的评述。她的著作《轴心时代》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轴心时代”一时间成为史学研究的热词，如果你不知道，就像玩微信不抢红包一样无知。我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位网友批评我“思想已经过时得可以了”，才下决心读几本新书，接触一些新理论，提高一下“思想”的，但是读完《轴心时代》，似乎并没有让我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反倒产生许多疑惑。

一、所谓“轴心时代”，只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现象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在理论上并没有创新，因此学界在表述时用词是“命题”，而非“理论”。如果把话说得再透彻一点，即便雅斯贝斯没有提出“轴心时代”这一命题，也不影响我们对世界各种文明的理解和认识，现在只是多了一种方式而已。

二、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虽然共同折射出人类精神大转折、大变革的主题，但事实上各种文明都在按照各自既定的路径实现突破，互不相统，各自发展，没有交结，更没有融合。因此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研究和评述时只能分别叙述，偶尔会在某一个话题上进行简单的类比研究。这种叙述方法虽然信息量很大，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是过于表象化，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更没有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这就是“国际视野”，我觉得过于肤浅了！

三、关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相关理论，迄今为止，我认为仍然是马恩经典作家提出的唯物史观最深刻、最科学。当然，也许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且对未来仍将产生影响。然而西方学者在研究历史时似乎不太运用马恩理论进行分析，他们大多从形而上到形而上（宗教、哲学、心理、人性等等），看起来神乎其神，但缺少入木三分。

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时仅仅通过学习未必能够理解和掌握，有些东西是渗透在血液之中的，因此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思维和表述与我们难以形成合拍共鸣，比如《轴心时代》中关于孔子的部分，作者对于“礼让”、“忠恕”和“仁爱”等儒家思想的理解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内容肤浅。当然，国外学者可以不受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有时往往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给人以新的启示，例如关于“仁”的利他性分析，还是颇有新意的。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再去谈论别人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