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季、孟之间”指的是鲁国的“三桓”。在“三桓”中，季孙氏是执政国卿，主掌军国事务，孟孙氏和叔孙氏是辅政国卿，位高权重。孔子在鲁国勉强是一个从大夫（下大夫），地位卑微，不受重用，齐景公打算擢升他为齐国的辅政国卿，地位仅次于执政国卿，这样的礼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孔子适齐”期间，即鲁昭公二十五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17—515年）之间，孔子当时大约三十五岁左右。

齐景公为什么要重用孔子？综合各种记载，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齐景公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与卫、郑等国建立了反晋联盟，并取得了一定的争霸优势。然而齐国公族贵族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贪图享受、不思进取，严重制约了齐景公的争霸步伐，所以他急于打破国内公族贵族的垄断局面，引进新生力量加入他的执政团队，辅佐他重现齐桓称霸的理想；二是齐景公此前对孔子的才干和能力有所了解。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在晏婴的陪同下曾造访于鲁，并与孔子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齐景公问孔子道：“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何霸也？”孔子答道：“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1] 五羖是秦穆公时期的著名贤相百里奚，他身份卑微，然而才学过人，被秦穆公发现后受到重用。百里奚出任秦国执政国卿后，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为秦国强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孔子以秦穆公破格起用百里奚为例，主要向齐景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实现称霸天下的远大理想，就必须打破身份和地位的限制，得天下英才而用之。齐景公对于孔子的才学与见识印象深刻，对孔子本人也颇为赏识，也许当时他已经萌生了起用孔子的念头，并与孔子之间有了约定；三是孔子到齐国后，齐景公又与他进行了两次深谈，这次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讨论齐国国内的政治现状，孔子第一次给出的建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二次给出的建议是“政在节财”。[2] 当时齐国政坛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齐景公执政后期，争霸意志日渐衰退，贪图安逸生活享受，厚敛于民，渐失民心，而以陈无宇为首的陈氏集团则厚施于民、日益坐大，齐国已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了。同时，齐景公立嗣之事久拖不决，群公子名分不清、行止不当，这也是因“父不父，子不子”所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早解决，日后必将祸起萧墙、贻害无穷！孔子观察敏锐细致，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从维持尊卑长幼有序的春秋礼制出发，向齐景公提出了“正名”和“节财”的为政建议。孔子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代表了齐国“公室”贵族集团的政治利益，因而受到齐景公的赞赏和认同，他连称“善哉”，并打算把尼谿之田分封给他，“以季、孟之间待之”。

正当孔子与齐景公在政治上逐渐形成默契、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齐景公打算重用孔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因而遭到齐国贵族大夫的强烈反对。重用孔子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辅佐齐景公实现称霸诸侯的理想，然而反对重用孔子的理由则有成千上百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贤相晏婴的观点：“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3] 齐国和鲁国立国之初，在治国理念和施政措施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年鲁公伯禽在建立鲁国时用了三年时间“变其俗，革其礼”，[4] 所以贯彻执行西周典章制度比较彻底，而齐太公姜尚在建立齐国时前后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因其俗，简其礼”，[5] 贯彻执行西周典章制度比较简单。孔子在比较齐、鲁两国之政时也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 晏婴认为孔子倡导的儒学与齐国的政治现状完全不相适应，如果齐景公重用孔子，必定会在齐国造成思想和礼俗混乱。

由于齐国贵族一致反对，齐景公最终只好做出妥协、弃用孔子，他无奈地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此时在齐国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只好失落地离开齐国，《孟子》中说孔子去齐时是“接淅而行”，[7] 可见他已经受到人身威胁，只好仓促离去。

孔子适齐，是他实现人生抱负的第一次机遇，他与齐景公志向基本相同、政见大体一致，而且两人离结为同盟仅有一步之遥，然而最终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否则春秋历史有可能将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