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发生的诸多弑君篡权事件，汉代流行的说法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 前人曾对“弑君”和“亡国”做过具体考证，但很难一一落实，而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陈成子弑简公”则是“弑君三十六”中的一桩铁案，这起凶杀案发生的具体时间是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五年至十四年的十年时间（公元前490—481），齐国连弑三君（安孺子、齐悼公、齐简公），所有迹象表明陈氏集团的夺权行动已经进入最后一搏阶段。

齐简公，名壬，齐景公之孙，齐悼公之子，他自幼就生活在刀光剑影的恐怖之中。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后，安孺子（公子荼）被立为国君，齐国群公子害怕被诛杀，纷纷出逃别国，齐简公也随父亲公子阳生逃到鲁国避难。此后不久，齐大夫陈乞（陈恒之父）悄悄把公子阳生接回齐国，另立为国君，并联合鲍氏诛杀安孺子，是为齐悼公。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齐人又弑杀齐悼公，立公子壬为国君，是为齐简公。

齐简公即位后，任用陈恒（字成子）和阚止（字子我）为左右相，共同辅政。陈恒与阚止虽然同朝为官，但是两人的出身和政治背景完全不同。陈恒是齐国世袭大夫、陈氏宗族的第八代宗主，出身高贵，地位显赫。陈氏宗族经过数代经营，在齐国势力很大，他们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而阚止则是公室家臣出身，出身卑微，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当年他随齐简公一起到鲁国避难，忠心耿耿、不避危难，故而深得齐简公信任。不同的出身和政治背景，势必导致不同的利益之争，“二人相憎而欲相贼 ”，[2] 一场恶斗不可避免。当时齐国大夫诸御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情况，他向齐简公建议道：“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3] 但是齐简公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陈恒与阚止之间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一场火并。事情的起因是陈氏族人陈逆在城中杀人，被阚止当场拘捕，关进大牢。陈氏族人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快就想办法把陈逆营救出去。杀人越狱都是死罪，既然陈氏已经落下了口实，阚止想借机翦除陈氏势力，于是他和自己的家臣陈豹商量。陈豹其实也是陈氏的远族，后来投到阚止门下，并得到信任。阚止向陈豹许诺道：“如果你能帮我尽逐陈氏，我就让你当陈氏宗主。”但是陈豹没有答应，他反而劝谏阚止道：“陈氏族人中真正与您对抗的只有少数几人，您何必兴师动众，赶尽杀绝呢？”事后，陈豹居然把阚止的行动计划告诉了陈逆，他特意提醒道：“阚止有君主支持，陈氏若要成事，必须抢先下手。”陈逆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去向陈恒通报。陈恒果断决定提前动手，并预先安排陈逆潜入内宫之中为内应。

夏五月壬申这一天，陈恒正式发动政变，他们兄弟八人分乘四车冲入宫中，当时阚正在朝中处理公务，见陈恒等人进来，起身相迎，陈恒一把将其推到门外，然后关上宫门。内宫侍卫企图反抗，被埋伏在内宫里面的陈逆一刀砍死。齐简公和夫人当时正在檀台饮酒，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陈恒挟持到内寝之室。陈恒开始并不想加害齐简公，只想挟持齐简公，逼迫阚止就范，可是齐简公误以为陈恒要加害于己，便操起武器来攻击陈恒，陈恒的同党大史子馀在一旁高声喊道：“君主不要误会了，陈恒不是来谋害您的，他是来清君之侧的。”齐简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情绪激动，暴跳如雷，让他们通通滚出去。陈恒见挟持齐简公不成，打算放弃行动，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愤愤地说：“何处无君？”意思就是要改换门庭、另立门户。陈逆此时拔出佩剑来拦住他威胁道：“行事犹豫不决、半途而废，日后必将祸害陈氏！既然我们今日举事，陈氏族人都不得中途退却，否则我将代表陈氏宗主诛杀之！”受到陈逆的鼓动，陈氏族人重新在宫门外集结，与阚止的部众激战于帷门和大门。阚止寡不敌众，一路败走，慌乱之中误入陈恒的私邑丰丘，被丰丘人捕获后押至陈恒面前，陈恒将他诛杀于齐都临淄的郭关。齐简公见阚止被诛，估计陈恒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匆忙逃至舒州。此时齐简公懊恼地说：“如果当初听从诸御鞅的建议，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不久，陈恒发兵舒州，抓获齐简公，将其弑杀。

关于“陈成子弑简公”之事，《春秋》载曰：“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又：“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左传》亦载：“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4] 此皆彰显陈桓之恶名也。